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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张荔英回顾展:与潘玉良齐名的她,是张静江的女儿

何华

民国女画家张荔英和潘玉良,一个终老南洋,一个魂断巴黎。潘比张年长十一岁,两人家境天壤之别,张荔英出生富贵之家,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与潘玉良早年的青楼生涯截然不同,但两人在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名垂画史。

澎湃新闻获悉,“此心安处:张荔英回顾展”近日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对外展出。从45岁来到马来亚,47岁定居新加坡,到87岁去世,张荔英在狮城安稳度过了漫长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实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加坡艺术家。新加坡对张荔英来说,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实际上,高更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画家。

2015年11月24日,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正式开幕。这座美术馆,经过10年筹备、耗资5.3亿新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打造、由殖民时代的老建筑新加坡前最高法院大楼和政府大厦改建而成,气派不凡。

为庆祝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开馆五周年,今年11月27日至明年9月26日,举办“此心安处:张荔英回顾展(Georgette Chen:At Home in the World)”,长达十个月。这个展名取得好,不管张荔英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艺术就是她的精神家园。

张荔英(1906-1993)《自画像》

张荔英(1906-1993)祖籍浙江南浔,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她出生浙江(之前有人认为她出生巴黎,研究者新近断定她出生浙江),先后在巴黎、纽约、上海接受教育。前半生适逢战乱,颠沛流离,法国、美国、中国三个场景,各构成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后半生则安心南洋,1951年,他与第二任丈夫何永佶(何香凝的侄儿)从法国来到马来亚的槟榔屿,任教于韩江中学。1953年定居新加坡,同一年她与何永佶结束六年婚姻关系,劳燕分飞。应林学大校长之邀,张荔英1954年任教“南洋美专”(现在的南洋艺术学院),直到1981年退休,一教就是27年,所以张荔英不仅是杰出的画家,也是优秀的美术教育家。1966年,她入籍新加坡,1993年病逝。由于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住在新加坡鹰阁医院,由李氏基金照顾,并承担医药费用。从45岁来到马来亚,47岁定居新加坡,到87岁去世,张荔英在狮城安稳度过了漫长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加坡艺术家。与林学大、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刘抗并称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相对于巴黎纽约上海的繁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对张荔英来说,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实际上,高更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画家。

展览现场

这次张荔英回顾展一共展出69件画作和74件文献资料,部分作品从中国、日本的美术馆及私人藏家那里借来。有一幅《北京风景》借自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若干年前,一位新加坡收藏家卖给福冈亚洲美术馆),画面呈现的是紫禁城午门、金水桥及河水,水中有白云及门楼的倒影,构图、笔触和色彩都非常精彩。这幅作品完成于1945-1949年之间,张荔英把它一直带在身边,从中国到法国又到马来亚,不离不弃,可见对它的喜爱和重视。1953年,张荔英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个人展,包括这幅《北京风景》,一位收藏家对这幅画表示兴趣,有意购买,但张荔英舍不得出售,她重新画了一幅几乎同样的作品卖给这位收藏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幅《北京风景》浮出水面,一度以为“闹双胞”,后来证实两幅都是真迹。1953年重画的《北京风景》2004年出现在拍卖市场,最终为新加坡人拍得,现在悬挂在瑞吉酒店(The St. Regis)。《北京风景》,对张荔英而言,大概不仅仅是一幅画,而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是“故国平居有所思”。

张荔英《北京风景》

张荔英风景作品 1930

展出的两幅荷花作品,其中一幅《莲花颂》是上海龙美术馆的藏品,能够借来展出,机会难得。这幅《荷花颂》创作于1962年,是张荔英在朋友家荷花池的写生作品,2013年在拍卖会上,刘益谦王薇夫妇以916万港币拍得。张荔英在谈到这幅作品时说:“大约持续了十来天,每天早上七点到傍晚六点,我仔细观察并欣赏不同光影下,这些白色和粉色花朵的变化,我慢慢了解了它们。”另一幅《风中之荷》创作于1970年,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常年展出,我看过多次,但这次和《荷花颂》放在一面墙上,两幅作品同时欣赏,也就相得益彰,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知道南浔张家花园里就有一片荷塘,张家附近的“小莲庄”更是以荷花出名,尽管张荔英在老家生活的时间有限,但江南水乡的荷塘一定留在她记忆的最深处,成为家乡的一个符号。这两幅荷花作品,其实就是她的自画像:高洁,颤抖,摇曳,坚韧,自信,睥睨天下。我们可以把她笔下的荷花与她1934年创作的《自画像》联系在一起看,都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敢作敢为,绝不同流合污。

张荔英《荷花颂》

张荔英日记 1935年

张荔英的第一段婚姻一直被人津津乐道,1930年,24岁的她下嫁55岁的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陈友仁(Eugene Chen),除了31岁的年龄差,陈友仁的政见与她父亲张静江也不同,张静江当然不同意,但女儿坚持,父亲也就勉强同意。1944年,陈友仁病逝,之后张荔英仍然不改前夫Chen姓,1947年再嫁何永佶后仍然如此,她所有画作的签名都是CHEN。

张荔英与丈夫陈友仁

张荔英画过多幅陈友仁画像,这次也展出了三幅,将陈的神情抓得很准。张荔英的两段婚姻都没有生下孩子,对她或许是个遗憾。张荔英特别爱画“家庭人物”和“母子图”,下意识里是在补偿现实中的不足?《烤沙嗲的男孩》,左边一对母子在吃沙嗲。《全家福》画了张荔英在槟城的朋友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客家人家》描绘母亲和三个子女,母亲给婴儿哺乳,大女儿给小女儿喂饭。早期的作品《母与子》,母亲抱着孩子坐在窗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小宝贝,画面温馨。《东海岸小贩》里虽然母亲为了生计,艰辛叫卖,但左下方两位女儿无忧无虑,红艳的马来峇迪蜡染(batik)服饰,十分绚丽,给人留下母女三人幸福灿烂的印象。张荔英把一个女人的柔情投射到她的母子图里,在艺术上完成了“母亲角色的替代”,所以也就格外感人。

张荔英《烤沙嗲的男孩》

张荔英《全家福》

张荔英《东海岸小贩》

张荔英1943年写了《艺术的点滴》一文,表达了她的艺术观:“我虽然是属于现代画派,但我感觉我是无从模仿任何一派的画格的。我所画的是我所见的,无论是风光与人物。在巴黎的艺苑里,尤其是在孟派纳思(今译为蒙帕纳斯,巴黎艺人区之一),我会研究各派画的倾向和画格,可是我始终感觉到我是不能依傍他们任何一派的。在我的经验中,我最不愿从我的想像来画,我要画人们的实际生活。从想像画的永不能接近真实。人的生活是活跃的、新鲜的、有力的。”张荔英定居南洋以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她对新加坡热带的气候、阳光、色彩、种族、风俗,都充满兴趣。“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很适合户外画画,她开着一部Morris Minor 1000红色轿车,四处写生。当年女性开轿车非常惹人注意,实际上她也是众人仰慕的艺术家,她身材娇小,却风姿绰约,有着迷人的魅力。她还把她的红色轿车画进了《船与老店屋》(作于1960年)的右下角。新加坡文史研究者章星虹发掘出1959年8月30日《海峡时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提到张荔英的一次演讲,张说:“初抵马来亚,正是榴梿飘香的季节。那是我第一次吃榴梿,一吃就被这个‘果中之王’迷住了。后来有朋友预测说,我肯定会在马来亚住下来。因为凡是喜欢吃榴梿的人,都会在马来亚开心地长住下去。”这时,张荔英已定居新加坡六年了,显然,她爱上了这片热土。榴梿谐音流连,有流连忘返之意——早期华人希望能尽快扎根下来,就赋予了榴梿某种神性或魔力。

张荔英《客家人家》

张荔英精通英语、法语、中文,到了马来亚后,她开始学习马来语,可以和马来族朋友用马来文来往书信,她还有一个马来名字Chendana(檀香木的一种)。由于语言上的方便,她可以深入马来社群,画马来族群的题材,这次展览中,就有多幅马来题材的绘画,譬如《马来婚礼》《马来家庭》《丁加奴集市景观》,还有前面提到的《烤沙嗲的男孩》《东海岸小贩》等。

张荔英《马来婚礼》

她还画了一张马来少女《Rohani》肖像,鲁哈妮(Rohani)是她南洋美专的学生,也是她的朋友。由于两家住得很近,张荔英经常开车送鲁哈妮回家,在车上,她俩聊得很愉快。画中鲁哈妮身穿红底白花衣服,头披大红纱巾,脸部表情显得孤傲坚毅,神态非常像张荔英,也许张把她当作女儿看待?说到张荔英和马来人的关系,就不能不提“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1931年,他在游轮上与陈友仁张荔英夫妇结识,在陈友仁的鼓励和引领之下,东姑阿都拉曼后来从政。这次展出了1956年张荔英在吉隆坡举办画展的相关资料,当时东姑阿都拉曼是马来亚的首席部长,他和夫人出席了张荔英画展开幕式,张荔英还为东姑阿都拉曼画了肖像,也在那次展览中展出。第二年,也即1957年,东姑阿都拉曼被推选为马来亚第一任首相。

张荔英《鲁哈妮肖像》

张荔英(右)与“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及其夫人,1956

静物画是张荔英擅长的题材,她后期作品多画热带水果,香蕉、榴梿、山竹、柚子、红毛丹经常入画,尤其是红毛丹,她被称为“红毛丹专家”。她也喜欢画各种篮子:草编的、竹编的、藤编的,还赢得了“Basket Chen”的称号。尽管张荔英婚后随夫姓,直译是陈篮子,但是翻成中文,还是应叫“张篮子”更妥。“篮中水果”,成了张荔英静物画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荔英《静物》

张荔英《静物》

民国女画家张荔英和潘玉良,一个终老南洋,一个魂断巴黎。潘比张年长十一岁,两人家境天壤之别,张荔英出生富贵之家,与潘玉良早年的青楼生涯截然不同,但两人在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名垂画史。

展览海报

(本文原题为《此心安处:新加坡举办女画家张荔英回顾展》)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