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婴儿出生率降到八年来的最低点，加剧人口老化问题。
据移民及关卡局2018年出生死亡统计显示，去年共登记了3万9039名新生儿，比2017年减少了1.5巴仙。
该报告也指出去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8巴仙，从2017年的2万零905人增加到2万1282人。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自1998年死亡人数到达1万5657人后，死亡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我国的总生育率也从2017年的1.16，降到去年的1.14，远低于国际上认可的育龄妇女平均生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居民在租房购房、医药、汽车价格等方面的花销，平均比纽约居民高出约七巴仙。
总理办公室在2016年的婚姻和家庭育子普查，有61巴仙受访者提及，经济能力因素是导致他们不想要、或不想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然而，过去仍有行动党议员如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杰乐（Darryl David），在访谈时指“从未有人告诉他，因为生活成本太高而不想要生孩子。”
此前，也有网民形容生养孩子如同“马拉松赛”，要不要生孩子，是很私人的决定，但是决定过程也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包括：在高生活水平的新加坡，一个年轻家庭的开销；政府亲外来人才的政策，都可能影响孩子未来就业和前途是否稳定的机会成本。
政策、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恩赐副教授表示，出生率的下降趋势将普遍持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要确保维持充足的经济活力，并支持老龄化人口，补充人口是必须的。
新加坡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康顺雄指出，出生率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经济趋势，如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晚婚和高龄产子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杨李唯君教授指出，由于世界数位破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金融波动和气候变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因素）可能促使夫妻更仔细考虑，是否要将婴儿带到这个世界来。”
去年首次生产的母亲中位数年龄为30.6岁，而2009年则为29.7岁。杨李唯君认为这个数据本身就很令人担忧，因为生育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37岁的助理艺术指导莫哈默法汉（Mohammed Farhan Hassan）及其妻子，一名33岁的老师在去年迎来了一个女儿。“我们在2017年结婚，并且在之前认识了三年，所以我们在年纪稍大时，才迎来了一个孩子。”
这对夫妻想要再有一个孩子。“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家人和工作上取得平衡，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实践）教授Paulin Straughan指出，雇主应该给予更多帮助，以协助员工取得平衡点。“人力资源部应该审查他们的评估框架，确保我们没有过分奖励和鼓励过于投入工作行列。”
她补充说，如果出生率持续下降，我国可能不得不检视其对移民问题的立场，但那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