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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家世、幼年的经历这些“背景材料”非常微妙地牵制着作家成年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贯穿作家的一生。鲁迅也不例外。

关于鲁迅的“背景材料”，他的胞弟周作人写过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皆为珍贵的史料，在此不必赘述。鲁迅本人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也是本对故乡及童年深情追忆的书。另外《〈呐喊〉自序》里也总结性地谈了日渐没落的家庭对于他幼小心灵烙下的创伤。

其中父亲的病和死——疾病和死亡一直是鲁迅小说的主要题材——给他的打击最大。1896年，鲁迅15岁，他的父亲伯宜公终于在病情日重一日之后亡故了。这个悲剧的阴影，可以说笼罩了鲁迅一生。

在《朝花夕拾》里那篇《父亲的病》的文章中，鲁迅把对父亲的爱写得深沉悲怆，一方面对庸医及迷信尽情调侃和攻击，另一方面鲁迅在“潜意识”中对于父亲的死也抱有深深的“愧疚”。伯宜公在经过长年的中医误诊后终于危在旦夕，就在这样的时刻，“精通礼节”的远房亲戚衍太太便用起了民间的“招魂仪式”，让鲁迅在病榻旁一个劲地呼唤：“父亲！父亲！”

一个堂堂书香世家却要听从一个远房妇人的迷信习俗，使得伯宜公临终时也不得安宁，这是鲁迅三十年后（该文写于1926）仍然耿耿于怀、隐隐作痛的。所以《父亲的病》一文结尾这样写道：“‘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伯宜公肉体的死是庸医误人的结果，而他精神的死，却是受中国旧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之害。对于中国旧文化传统之负面，鲁迅在以后的作品中一再给予猛烈的抨击，这似乎也与父亲的死有关。我们知道伯宜公是一个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旧的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不得志便与烟酒为伍，郁郁不乐一生。我们当然不能把“孔乙己”与鲁迅的父亲等同，但作者对旧文化之痛恨与对受害者之同情（这两种感情往往又交错合一）又不觉让我们联想到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伯宜公。

作为长子的鲁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父亲的死就一直纠缠着他。鲁迅后来去日本学医便是“对被骗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随着鲁迅思想的成熟，加上在日本某次看画片的刺激（众所周知），他觉得改变国民精神更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就像他三十年后（1926年）追忆父亲的病死一样，他深刻认识到庸医固然可以杀人，但愚昧迷信同样可以杀人。鲁迅的弃医从文并未改变他“医人”的初衷，只不过由医人的身体上升为医人的精神。

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写有《甘地的真理》一书来分析父亲的死对儿子的影响。甘地是一位敬孝父亲但又耽溺肉欲的人（指他童婚以后那几年，后来他却是一位提倡“节欲”的圣者），他对父亲的病一直尽心侍候，从不疏忽。可就在他父亲垂危的那晚，他的叔叔来代替甘地为父亲按摩，而甘地自己却并不谦让，径直回到寝室与妻子亲热起来，惩罚终于到了，没过几分钟，佣人便来敲门报丧，父亲去世了。

后来甘地在《甘地自传》一书中写到：“我知道我若当时不为情欲所蒙蔽，我就能够在他的最后一刻分担其痛苦。我还能够为他按摩，那他就会在我怀中死去。但是现在却由我叔叔享受这份荣耀。”甘地内心的愧痛，成了他一生中的“咒”（curse）。这一年甘地16岁。

在世界伟人中，有不少在幼年时代承受过这种渊源于父亲的“咒”。卡夫卡在小说中梦到杀死父亲；杜斯陀也夫斯基的名作《卡拉玛佐夫兄弟》，也是以弑父为主题，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杜斯陀也夫斯基写此书的潜在意识，是受到幼年时经验的刺激，他的父亲原是一个残暴的地主，有一夜农奴聚合起来把他杀了，杜斯陀也夫斯基事先已有所闻，但未干预。鲁迅在父亲临死前所受的心灵上的“创伤”，我们也可看作是他心理上的一个“结”，这也就是爱利克·埃里克森所谓的“咒”：一切行为之根源。

《朝花夕拾》里有篇情深意长的怀念文章《藤野先生》。藤野是作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的解剖学老师。鲁迅先生把藤野与他的那段师生之情写得异常感人，甚至超越了师生之情，接近父子之爱。这也不难理解，对幼年失去父亲、现又游学异国的鲁迅来说，藤野对他的爱护无疑满足了他期望父爱的饥渴，同时他把藤野假想成父亲也能补偿他对父亲的感情，赎一次“罪”。这种无意识活动当然都是那个“咒”起的作用。更为值得琢磨的是《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同写于1926年，前者写于10月7日，后者写于10月12日，相差不过五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潜意识世界里，父亲和藤野是离得很近的。

1929年，海婴诞生了。鲁迅终于做了父亲。鲁迅对于海婴是百般溺爱的，这在鲁迅给母亲的信中可知。鲁迅的两句名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也是证明。鲁迅晚年，把对儿子海婴的爱推及扩大为对青年学生、青年作家的爱护。他和萧红、萧军、柔石等青年的感情也是介于师生、父子（女）之间的，这与他心理上的那个“咒”同样有着潜在的联系。

我们举两篇悼亡文章为例：《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在鲁迅众多的杂文中，应该是感人至深的两篇了。除了别的原因，我们不能不从心理上来探测一下这两篇作品所以感人的因素——其实，鲁迅无意识中把个人的“小爱”揉合进了对国家前途的“大爱”之中，既有很强烈的社会意识，又有很炽热的个人情感，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果鲁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应酬，他是不可能写出这种饱含个人情感的悼文的。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上，因为这也牵涉到鲁迅内心的那个“咒”。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一书对他们兄弟间感情的演变有详尽的记载。其实鲁迅对周作人一直关爱有加，无论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归国以后。造成兄弟决裂的原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她对鲁迅诸多诟病，并加以排挤。兄弟两人本是全家同住的，最后鲁迅带母迁出，另起炉灶。作为长兄的鲁迅责任感十分强，他之所以父亲般迁就、爱护周作人，这自然离不开那个“咒”，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弟弟也是对父亲表示赎罪的实践。

兄弟反目无疑对鲁迅是沉重的打击，而这一切，鲁迅只能默默承受，他对周作人并无什么责怪。这是1923年夏秋间的事，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对此他只轻描淡写，而这时的日记却有不少大病的记载，足见此事对鲁迅身体的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研究鲁迅，就不能忽视鲁迅父亲的死这一“细节”。

 

作者介绍：何华，中国安徽出生，现为新加坡公民。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联合早报专栏作家，目前任八方文化创作室主任。

本文节录于王润华、潘国驹主编新书《鲁迅在东南亚》，感谢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授权给新加坡眼刊发。

《鲁迅在东南亚》是一本由主编王润华教授、潘国驹教授与编辑何华、许通元邢诒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学者合作编辑的论鲁迅的文集。论文共有大约50篇，主要作者郁达夫、郑子瑜、方修、刘思、王赓武、王润华、黄孟文等几十人，从1950年代到2016年，作者包含新马、东南亚及中国，主题都是对鲁迅在东南亚各方面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到文学艺术。

关于鲁迅在东南亚的论著很多，几乎可放满几个大书架，这50篇都是精选代表作。可以说明其对华人与非华人作家的写作、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的影响。他在印尼，影响了苏卡若政府的政治于文化的左倾，是最大的奇迹。

《鲁迅在东南亚》新书发布会

主讲：
王润华教授（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副校长）
潘国驹教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及总编辑）
刘宏教授（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杜南发先生（本地文化人、资深报人）

主持：
南治国博士

 

日期：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至4时30分
地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厦 NationalLibrary Building, Level 16, the POD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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