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加坡GDP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96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6万亿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7.6%。人均GDP升至7.28万美元，实现了7万美元的历史新突破。
这离不开生物医药产业的助力。据数据统计，2021年，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总值约为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1%。除了增速快，生物医药产业的体量也足够大，2021年产业产值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4%，是除电子业之外，新加坡最“吸金”的产业。
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在国土面积仅有719.1平方公里的城市级国家新加坡。事实上，新加坡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历史只有短短40年，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新加坡是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产业基础。
那么新加坡为何能“白手起家”呢？究其根本是新加坡抓住了“创新”这一快速引领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01
“白纸”变“彩纸”，新加坡的医疗空白逐渐有了颜色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已经结束第一波经济腾飞的新加坡，开始将代表着经济的鸡蛋放入了生物医药领域。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在生物医药领域完全就是一张“白纸”，本土没有一家代表性企业，相关政策也不完善，也没有成熟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相关人才，可以说是找不到一点与行业相关联的讯息。
在这时，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就很明晰了，那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引路人”，而这个“引路人”就是分子生物学奠基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西德里·布伦纳。在这之后，新加坡依靠“外援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了一批生命科学领域的明星学者。
有了人之后，接下来就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这些“外援”做好服务，这主要涉及的是政策。
为推动产业发展，新加坡出台了诸如“BMS”计划、“RIE2020”、医药创新计划等鼓励性政策，并促进多种资源融合打造了一个理想的营商和出口环境，其目的是竭尽所能地满足生物医药企业和相关人才在新加坡本土的发展需求。
让企业和人才落地之后，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留住”他们。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抓住了“创新”这个关键变量。
据悉，新加坡每年会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投入约15亿新币（折合人民币约70亿元），其主要是导向前沿技术领域的核心研究，并会额外拨款约37亿新币（折合人民币约174亿元），用于研发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主要包括实验室和孵化器的搭建。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搭建了多个多元化的主体合作平台，其目的是促进跨国公司、本土企业、科研院校和政府机构等创新生态链的深度参与方能够高效交流，重点解决其在技术研发、科研团队组建、资金扶持和商务合作等核心维度的定向需求。
而在科研人才方面，新加坡推出了“生命科学人力开发计划”，其主要在三个横向维度发力：一是延续“外援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招募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二是依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本土一流高校，专项培养医疗领域的研发人才；三是与企业合作，以企业研发需求为导向，定向培养一批研发领域的新兴力量。
这一系列“精准服务”让原本困难的医疗创新变得相对容易了很多。
一方面在培养创新力上，新加坡不仅为科研团队提供资金，还帮助其构建人才团队以及提供实验室；另一方面在释放创新力上，新加坡建立了快速审批通道，并借助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出口政策，在让创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场的同时，也能让其很快得到市场的反馈。
这些满满的“诚意”让全球医疗巨头们很难拒绝。据统计，截至2020年，已有包括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艾伯维、诺华、辉瑞、罗氏、赛诺菲、安进等在内的11间世界顶级的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新加坡投资建设了超过25个大规模创新研究基地，研究方向包括临床科学、基因组学、生物工程、细胞生物学、医药生物学、生物成像及免疫学等前沿领域，每年转化收益超过三百亿美元。
#02
创新不只是用蛮力，而是有方法，有成效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我们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东南亚）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
这一发展理念在生物医药产业的推进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新加坡基于生物医药领域，在创新上不仅是大力投入，而且是投入得有方法，有成效。这也使其在生物医药产业端，不仅是走在了东南亚的前列，更是走在了整个亚洲的前列。
那么，新加坡究竟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在政策端，有意识，也有专项化的服务。
2016年，新加坡出台“研究、创新与企业2020计划”（简称RIE2020），计划5年内拨款190亿新元，推动研究、创新和企业活动，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服务与数字经济及城市方案。
也正是基于此，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高质量医疗需求的提升，创新的商业模式与正确的技术不断结合，让一直走在科技前端的新加坡涌现出不少“Health Tech”的初创公司。
其次在科研生态建设端，汇集了学术界、政府和私营部门。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是这一生态体系中的核心，作为一个科技组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缩小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距离，使二者凝聚力量，让研究成果能够成功转化为有利于新加坡发展的产品、流程和服务，从而使生物医药行业始终保持竞争力并不断获得新的增长点。
新加坡科研体系
近年来，新加坡日益面临医疗保健成本上升、慢性病负担加重、医疗人员短缺等问题，创新医疗技术被视为应对挑战的重要途径。因此，新加坡创新机构和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全新应用。
2019年，新加坡推出全国人工智能策略，提出在医疗保健等五大领域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在该框架下，通过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投资、培养人才、建立配套数字基础设施等措施，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和运用，以提高疾病检测效率，同时加强对慢性病分析预测和干预等。
同时，政府也在积极鼓励多个领域和学科在人工智能项目上进行合作，加强对公共医疗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创新力生产端的资金支持。
当然，除了科技方面的助力，优质的企业与完善的服务链也在推动着整个医药产业的持续创新。新加坡的各种医疗保健机构，包括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和专科中心等都提供了一整套的医疗服务，服务范围既涵盖基本的健康检查、牙科手术，也包括高度专业化的四级护理，同时也拥有各类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业者。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正在为医疗保健业者开发“未来医院”和“未来家庭护理”等平台。这些平台使医疗保健业者得以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如IT、医疗设备、药品、营养和时尚生活消费业者）共同开发测试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
基于这些优势，新加坡在生物医药创新上解决了几个核心痛点：第一是有临床，一方面是可以不断地挖掘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创新验证的重要窗口；第二是有科研机构，这里面有高精尖的人才，也有顶尖的实验室是设备，另外还有完善且高效的科研体系；第三是有产业方，企业、产业园区等都深度参与其中。
#03
我们能在新加坡身上学到什么？
当前，我国生物医药创新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精进，内部自身的修炼一定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少不了要用全球视野去多维度地看待自身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断汲取经验，完善自身的不足。
那么，我们能在新加坡身上，汲取到哪些经验呢？
首先是要引进一批顶尖人才。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这是因为，人不仅带来的是前沿的技术和先进的理念，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他背后的资源。
以西德里·布伦纳为例，他不仅是人来了，他还带来了他的理念，帮助新加坡建立起完整的医药研发体系；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他的资源，他一手创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学院，并邀请他的多位朋友担任学院的指导导师。
正式基于这一点，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学院为新加坡本土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精尖人才，这一举动也为后来新加坡成为亚洲医药研发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竭尽所能地做好创新服务。正如前文所说，人来了之后，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留下来，那一定是让他们能真正看到这一区域的“诚意”和“成效”。
先说“诚意”，主要是指能出台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能给扶持创新项目发展的资金，能推动创新研究的实验室平台等等。
然后再说“成效”，主要是指科研成果能够在这里完成有价值的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成功率的问题，即这个研究成果能否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那么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接下来考虑的是如何在市场中“大放异彩”，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收益。
最后是打造一个全链条化的科研生态体系。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从来都不会是单一方面的问题，而一定是复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涉及的环节和元素也是多样性的。在这一点上，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这些元素参与进来，并合作起来。
基于此，新加坡利用“政策引导+市场选择”的方式，逐步培育出若干体色鲜明、产业集聚度高、规模效应明显的科研机构，打造出了“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 政策链”统筹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04
亚洲生物医药创新风口正从新加坡加速吹向中国
不可否认，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新加坡当前一定是领先于中国的。但事实上，亚洲生物医药创新的风口正从新加坡吹向中国。
这并不是吹嘘，而是有案例为证。2018年7月，赛诺菲中国中西部运营与创新中心及赛诺菲全球研发运营中心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2019年6月，强生创新孵化基地“JLABS”正式在上海启用；2019年10月，斥资8.63亿元的罗氏上海创新中心在上海张江高科罗氏园区落成；2021年10月，阿斯利康将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国中心。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仅在上海，全球排名前20的药企落户中国区总部或研发总部的就有18家。
那么，这些全球性药企为何要在刚刚起步的中国创新市场加速跑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是在创新力生产端，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校以及企业开始投身于医疗创新事业；二是在创新力产出端，实验室、孵化器以及转化中心等科研“硬件”逐渐趋于成熟并且呈多样化态势。
三是在创新力落地端，投资机构、企业以及政府等“买方”对于早期医疗项目的热情愈发高涨。
以投资机构为例，2021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9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到25亿元，另外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有107家投资机构参与早期投资，其中不乏经纬中国、君联资本、薄荷天使基金、创新工场、元生创投、凯风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然后是巨大的医疗创新市场空间。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我国医药领域始终保持着超过全球医药市场的增速增长，2014年到2018年增速为8.1%，市场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至1.5万亿元，2020年则达到1.75万亿元，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
最后是还未被充分挖掘的创新力。近年来，得益于整体创新环境的改善，我国医疗领域的专利数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转化率上却显得“一蹶不振”，其数据不足5%，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甚远。
一边是高专利数，一边是低转化率，两者之间堆砌的是无数个被“浪费”的医疗创新力。如何把这些创新力从“死亡之谷”拉上来，这正是全球医疗巨头们所擅长的事情，也是他们在中国市场甚至整个亚洲市场找到新增长曲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