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加坡政府的立场上，贩毒和运毒人员罪不可赦

文/刘星

“‘我可以握我家人的手吗？’这是我行刑前的最后请求。”4月27日清晨，马来西亚男子纳根在新加坡被执行死刑。行刑后，遗体送回了家乡安葬。

近日，一起运毒死刑案再次引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民众的高度关注，今年34岁、“智商只有69”(低于常人85至115的平均智商)的马来西亚男子纳根，在2009年因为走私42.72克的海洛因，被新加坡法院判处死刑。

案件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因为纳根不仅被认定为智商只有69，同时也患有注意力不足多动症，即语言流畅、设定转换、抽象推理、解决问题等能力都有缺陷，属于边缘智力患者。

抗议的人群举着纳根的照片。(图 /网络）

因病情逃过一次行刑

纳根为何会运毒，又为何会被判处死刑？事情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21岁的纳根在新山(位于马来西亚南部、临近新加坡)工作。纳根的父亲当时需要做心脏手术，他想跟一位名为“恺”的人借马币500令吉(按照现在的汇率，约合人民币760元)。“恺”当时提出了交换条件，让纳根帮他带一些“东西”去新加坡。纳根当时并不愿意，不过却被“恺”威胁，若不服从，就要伤害他的女友。最终，纳根在胁迫之下，带着毒品入境新加坡后被抓获，最终被判死刑。

然而，被认定智商只有69的纳根，可能当时不清楚自己“正在运毒”，也不一定了解运毒将会为他招致什么“严重后果”。

2010年11月22日，纳根被判死刑。此后，纳根一直申请赦免死刑。纳根于2015年再次申请改判无期徒刑，但未获法院允许。新加坡法院立场坚定，一直没有改变判决。自2015年，纳根案件就被搁置了起来。2020年6月，新加坡总统哈莉玛·雅各布驳回纳根的死刑特赦请求。

2021年10月26日，新加坡法院突然发出通知，表示将在同年11月10日处死纳根。通知发出后，此案在短时间内引起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律师团体和国际媒体等关注，马来西亚时任首相以私人身份致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希望可以暂缓行刑。

纳根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也在2021年10月26日收到纳根将在11月10日被处死的通知，当时正值当地节日前夕，纳根家属的准备时间极短。这意味着，在两国当时仍未放宽边境管制措施的情况下，纳根的家属要在两周内提交所有的相关资料，并凑足到新加坡的交通和住宿费用，这对一个低收入家庭而言并非易事。

但幸运的是，纳根的案子在当时意外引起巨大关注，这让纳根家属顺利凑足款项飞往新加坡，最终与纳根见上一面。

根据纳根弟弟纳维的说法，纳根在对谈时语无伦次，眼神也无法对焦，他的眼珠不停转动、看向不同的方向，一会儿是天花板、一会儿是纳维的身后，这让纳维深感不安。纳维也提到，纳根唯一记得的人似乎只有母亲，并且还反复叮咛纳维要照顾好母亲。

“住在纳根隔壁牢房里的人说，纳根已经一年多没有和其他人说过话，他整天就这样一直站在他的牢房里。”

2021年11月9日，新加坡高等法庭原定当天审理是否在11月10日执行纳根死刑，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传出了纳根被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审讯再度延期。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法官表示，这一消息相当令人意外，因为纳根已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无论如何都无法执行死刑，而审讯将延期到何时也无法明确。

死刑判决引发国际争议

新加坡以其严刑峻法著称，这也被看成是让新加坡社会安全和安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地，通常有3种情况会被判处死刑，分别是枪支犯罪、谋杀、贩毒及运毒，而其中大部分被处以绞刑的死囚基本上都与毒品犯罪相关。

新加坡法律规定，贩卖、制造或运送毒品超过一定的数量与额度(如15克海洛因和500克大麻)，将被直接判处死刑。例如，本案的纳根被发现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因此难逃死刑。

运毒固然有罪，不过纳根一案引起的争议主要是其智商以及司法程序。纳根的智商低于常人，且患有注意力不足多动症，换言之，纳根无法有效评估风险和后果，进而作出理性的决定。

但此一诊断结果不被新加坡方面接受，新加坡法院认为纳根并没有严重的智力问题，纳根清楚知道携带毒品是犯罪行为、知道如何在其大腿藏匿毒品，且谎称自己是在胁迫下犯罪：“这显示了一个(预谋)犯罪的头脑，是如何运作的……纳根会这么做(运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此，新加坡法院最终维持死刑判决后，就在两国社会上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与争议——不仅有马来西亚人上街抗议，也有新加坡人开始为纳根家属筹款。甚至，国际各大媒体也纷纷跟进纳根一案，让新加坡的死刑制度成为舆论焦点。面对种种质疑，新加坡当局也一再强调纳根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下的正当程序”。

马来西亚有的媒体批评新加坡内政部试图把一名只有孩童智力的人，描绘成精于算计的罪犯，以此平息两国民众的愤怒，以及国际社会持续升温的抗议。

马来西亚媒体也有文章称，新加坡身为联合国有关残疾人公约的缔约国，应该履行其义务，“从第一天开始，纳根就没有得到正当程序的对待。他被当成是正常嫌犯，警方来盘问这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录取口供。然而，这些证词在法庭上却对他自己不利”。

针对纳根的诊断状况，新加坡内政部和律师作出了不同解读。有新加坡律师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争议原因在于新加坡法律采用了更高的标准，即：纳根不仅要证明自己有心理障碍，还必须证明这些障碍会影响其推理能力和生活功能。

事实上，新加坡在2013年修订滥用毒品法令时，针对“唯一死刑”范围进行调整后，指出犯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例如当运毒者不涉及其他犯罪行为或是精神状况有问题等。然而，纳根的案件并没有适用排除死刑的情况。

据报道，多数反对判纳根死刑的人士主张，纳根智能不足，这意味着他无法作出理性决定，而且纳根在犯案时有严重的酒精依赖问题。纳根的智商只有69，是被认定为智能障碍的等级，但新加坡内政部坚称纳根在犯案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贩毒的最高刑罚也是死刑。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在2019年3月取消了11项罪名中的“强制死刑”，但贩运毒品的罪罚依然是“强制死刑”。近年来，马来西亚依然有民众因持有毒品而被判处死刑，但2019年至今已没有执行过死刑。

废除死刑是马来西亚朝野阵营的共识，马来西亚在2018年5月政权轮替后，执政的希望联盟政府曾推动全面废除死刑，但遭遇了民间强烈的舆论反弹。马来西亚总理府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长刘伟强2020年10月过世，曾在希望联盟政府任内积极推动废除死刑。他强调死刑无法有效预防犯罪，是个无法复原、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处置方式。

讨论的最终结果是，2019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取消全面废除死刑的计划，改为只取消11项罪名中的“强制死刑”。

新加坡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站在新加坡政府的立场上，贩毒和运毒人士之所以罪不可赦，是因为这些毒品会危害无数个家庭。例如，新加坡内政部就指出，纳根偷运42.72克的海洛因是可供510人一周的吸毒量。

相同的说法也可从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先前的访谈里得到证实。李光耀也支持对运毒人员执行死刑。他曾经说过，当你(飞机)降落新加坡之前，空服员会宣布：如果你被发现携带超过规定克数的违规毒品，你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你依然携带了会危害无数家庭的几千克毒品入境，一个人的死亡是太仁慈了，因为当一个女儿或儿子染上毒瘾时，你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杀死那个家庭。

新加坡内政部也以此作为政绩，认为严刑峻法让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除了没有严重的犯罪，凶杀案或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也相对较少，而这也普遍得到新加坡民意的支持。

一份2019年对2000名新加坡民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人“同意或强烈同意”，对于使用枪支、谋杀和贩毒等严重罪行适用死刑，因为死刑比终身监禁更有效。有报道指出，新加坡这座城市国家，和日本、美国一样，是少数仍执行死刑的发达经济体。

新加坡处罚毒品犯罪相当严厉，据新加坡《1973年滥用毒品法令》规定，贩卖、制造或运送毒品(15克海洛因、30克吗啡或可卡因、500克大麻、200克以上大麻脂或1200克以上鸦片)，将会被判处死刑。而在马来西亚，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或其他毒品数量大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以前，新加坡也有最终赦免外籍贩毒人士的案例。2007年，年仅19岁的马来西亚青年杨伟光因在新加坡运送毒品被判处死刑，当时马来西亚政府也进行了援助。

据报道，新加坡在2013年修正滥用毒品法令，杨伟光被捕后因协助新加坡中央肃毒局捣毁贩毒活动，成功证明自身符合仅扮演毒贩跑腿的角色，因此最终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兼鞭刑15下，成为第一个逃过死刑的死囚。

当时新加坡政府也因杨伟光案而面临国际舆论的压力，新加坡时任外交部部长兼律政部部长的尚穆根称，修改滥用毒品法令不是向舆论压力低头，而是做正确的事，赦免运毒犯死刑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社会。

新加坡法院坚决的态度

新加坡法院在2021年10月26日发出行刑通知后，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发文表示，纳根已经耗尽了法院的上诉程序，因此特赦申请无法得到批准。他也指出，马来西亚外交部将通过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跟进此案，并提供对纳根及其家属的领事协助。

对纳根的行刑通知发出后，马来西亚在野党民主行动党议员卡斯杜丽呼吁新加坡政府解除对纳根的裁决，“我不是要求法庭原谅或赦免他，犯罪的人应该被判刑，但一个患有智能障碍的人不可以也不应该被宣判死刑”。同样来自民主行动党的拉玛莎米也表示，对毒贩判处死刑无法减少毒品带来的危害，他认为新加坡应该考量其他缓解措施。他说：“低智商的纳根，也是毒品犯罪集团的受害者。”

在一封写给新加坡总统哈莉玛·雅各布和总理李显龙的请求特赦信里，纳根的母亲描述称，纳根一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要出外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减轻家里的负担。

这番话也说明，一些低收入家庭在面对孩子的精神和心理疾病时，相对缺乏意识与资源去寻求协助。

“纳根的校园生活过得很艰难，他需要别人来帮忙完成作业，也经常在课堂上打瞌睡。他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只要别人对他好，他就会盲目地相信别人。在他的童年时代，家人并没有相关知识或资源让专家来评估纳根的状况，更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系列行为，其实是其低智能与社会心理障碍所致。”

纳根的例子也反映了一个来自少数族群家庭、相对弱势的智能不足者如何被社会和司法的保护网排除在外。

目前的现实是，如今的整体大环境——上至司法制度下至社会——依然欠缺对类似身心残障者的照顾。

面对新加坡政府坚称纳根没有智力或精神缺陷的回应，多个声援纳根的残疾人权益组织澄清：就算纳根看似可以独立自处，但这仍不妨碍他是智力缺陷者；他们能够表达、独自旅行，有些甚至可以管理自己的财务，但无论他们看起来如何独立，他们仍需要协助来作决定、选择和沟通。

3月29日，新加坡上诉法院再一次驳回了纳根暂缓执行死刑的上诉申请，法官认为纳根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他所做的事违反了新加坡严苛的毒品法令，因此必须承担后果。

行刑前两天，仍不放弃的纳根母亲亲自到新加坡作最后的申请，抱着最后一丝可以豁免纳根死刑的希望。她当时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很难找到愿意冒险接下纳根案件的新加坡律师；二是承审的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就是当初指控纳根的总检察长。

最终，申请还是被驳回。

来源｜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