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享年92岁。
3月29日当天，新加坡政府为李光耀举行了国葬仪式，虽然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新加坡人民还是倾巢而出。
作为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新加坡的独立与崛起、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李光耀的身影。
正如李显龙在纪念李光耀的活动中所讲到的：“现在内阁有新的团队，以新的方式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但大家仍受到李先生的启发，坚守他所捍卫的精神和价值观，为新加坡建立更好的生活”。
在同时代的领导人中，李光耀以其极具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务实而理性的工作作风谱写出了极其个性化的伟人诗篇，这也使得新加坡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从弹丸之地到“狮城”的伟大飞跃。
然而，被誉为“最坦诚的独裁者”的李光耀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却也不乏“独断专行”，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废除汉语，将英语作为了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汉语为何在与英语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占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为何接受了这一政策？英语给新加坡究竟带来了什么？或许当年李光耀也正是基于这几个问题才使得汉语退出了新加坡历史舞台。
被迫独立的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宣告了新加坡独立。
这对于200多万新加坡人来说是难熬的一天，但他们没能想到的是，被迫独立的新加坡非但没有就此沉沦，相反却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举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掀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首都即是国家的新加坡没有广袤的土地资源，没有发达的工业制造业，就连日常饮用的淡水当时也需进口，但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人却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走出了一条“小国崛起”的特色之路。
对于李光耀来说，摆脱汉语乃至中国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当时由多民族构成的新加坡至关重要。因为就在新加坡独立的前夜，李光耀及其政府所谋求的还是将新加坡置于马来西亚的统治之下。
而在谋求共治失败后，李光耀则不得不独自解决新加坡国内的民族、宗教与语言等诸多问题。
在李光耀看来，虽然华人数量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占比非常高，且其本人就具有华人血统，但将汉语作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却不是明智之举。
新兴的新加坡需要的是新气象以及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而让人口占优的华人在语言上再享有一定的特权显然不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
使用汉语固然能解决当地华人的语言问题，但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印度人来说，学习汉语却是难于登天。
这种语言上的对立长期发展下去很难不影响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而对于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来说，则承受不起可能会出现的“国内乱战”的局面。
因此，李光耀选择英语这种“中性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多民族的国家现实做出了最公平的选择。
无论是汉语、马来语还是泰米尔语都不能合理地代表新加坡，那在这种情况下何不选择第四种语言从头学起呢？
可以说作为总统的李光耀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做出了最理性的决定，其透过语言问题看到了隐藏在不同语言背后的民族矛盾与纠葛，却在不得罪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而至于国内民众所愤慨的李光耀的华裔身份以及废除汉语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实际上，在新加坡立国后，不论是李光耀还是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他们都首先是新加坡人。
文化烙印不能磨灭其国家认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他们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超越了文化与血脉，是他们今后在世界上立足的始基。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被马来西亚包围之下，新加坡只有迅速地“抛弃”汉语文化，拥抱马来以及西方世界，才能在这个咽喉要地立足。
遥远的中国当时对新加坡鞭长莫及，而新加坡国内糟糕的经济水平和200万人的生计问题则是摆在李光耀面前的首要难题。
毫不夸张地讲，李光耀必须以语言为突破口，促进新加坡社会全方位的转型，才能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世界中为新加坡争得一席之地。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正是新加坡的被迫独立使得汉语被“驱逐”出了新加坡的领地。
一个独立的国家需要新的语言和文化，而搭建起新的文明体系的新加坡也将以崭新的面貌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浪潮之中。
学不会的汉语
如果说李光耀以极其敏锐的眼光预见了英语的强势，并以此做出了判断的话，那他多年学习汉语的“痛苦经历”则让他和马来人、印度人感同身受，使得他更加坚定了推广英语的想法。
祖籍广东梅州的李光耀自幼便生活在新加坡，祖辈的移民经历让这个华人家庭中中国文化的氛围日益减弱，而家境富裕的李光耀更是从小便接受了英式教育，之后留学英伦，一举成为了社会精英。
就像如今许多“香蕉人”空有东方面孔，却完全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一样，从小在西方文化浸润下长大的李光耀认同的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对复杂的汉语并不热衷。
汉语与拉丁语系的语言不论是在发音上还是书写上都截然不同，方块字背后凝结的更多的是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这让几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李光耀学起来异常痛苦。
多年汉语学习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学习汉语的不易，而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中华文化的烙印从新加坡土地上剔除出去的当下，以汉语为突破口彻底打破新加坡华人与其他人种之间的壁垒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此，李光耀基于对汉语学习之艰难地考虑放弃了汉语，而这也客观上促进了新加坡向西方文明的转型，对新加坡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新加坡的其他人种难以学会汉语是李光耀考虑的首要问题的话，那新加坡的未来究竟要走向何方则是李光耀所思考的更深层命题。
官方语言不能以人口比重来确定，而是首先要考虑到语言的实用性。
新加坡狭小的国土面积和稀缺的自然资源注定了新加坡只能走“小而精”的路线，而人才就成了新加坡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李光耀的政治哲学中，精英治国是新加坡立国的根本，所以如何培养本土精英、如何吸引外来精英来到新加坡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而从当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排名世界前列的美英两国无疑拥有更多的人才，而留学伦敦的经历也让李光耀对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了新的感悟。
因此，要想从顶层设计上让新加坡弯道超车，那新加坡就需要培养出一批能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精英人才，而掌握了英语无疑就拥有了进入西方世界的入场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本土的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不能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只有既“中性”又“世界化”的英语才能引导新加坡迈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
从这一层面来看，英语既是因其自身的便捷性受到了李光耀的青睐，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也正是英语背后代表着的国家、社会与文化对李光耀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李光耀借英语打破了新加坡不同种族之间的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而这也为他之后“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光耀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移植到新加坡的土地上，推动了精英共治体制的纵深发展，但时至今日，其制度和体制的弊端已经逐渐凸显。
精英共治向门阀世袭的转变暴露了掩盖在新加坡繁荣社会背后的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出生就划分好等级、决定好命运的残酷体制让新加坡人民在享受了“小国寡民”的美好后也开始为日渐堵塞的上升渠道和固化的社会阶层而担忧。
新加坡的第三代精英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光耀在将新加坡西化过程中，抛弃的不仅仅是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更是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的文化。
语言“中性”最终带来的不仅是语言的终结，更是文化的丧失。
而失去文化浸润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则像是无根之木，始终难以在时代的巨浪中把握到自己的根基。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崛起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李光耀选择英语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想要和欧美国家做生意。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新加坡发展服务、航运、贸易等行业创造了条件。而要与欧美国家进行经贸合作，学会并熟练掌握英语必不可少。
当时的新加坡GDP严重依赖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合作，而刚刚起步的中国对新加坡的贡献则小得多。
基于这样的现实，李光耀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是必然的。
但让李光耀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却让李光耀在短短几十年间不得不吞下自酿的苦果。
虽然从新加坡的发展来看，选择英语确实是个明智的决定。在世界市场形成后，新加坡承接了许多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短时间内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
但是在强化英语学习的同时一味地打压汉语的发展，甚至对南洋大学予以取缔，则不得不说是相当短视。
取消汉语不仅意味着第一代新加坡华人要经历一段阵痛期，同时还意味着之后几代新加坡人失去了学习汉语的土壤，而这一点在与之后同中国的合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贸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的李光耀也看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开始积极地与中国进行交流和合作。
然而在英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难以与中国文化产生共情，在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中，他们已经没有了优势，相反却像西方国家一样充满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冷冰冰地审视。
这种因语言转变带来的隔阂引起了李光耀的警惕，因此在80年代后，李光耀开始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学，试图重新将汉语纳入新加坡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新加坡的许多学校也开始以英语授课，并将汉语作为一门外语课程，然而在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在英语作为母语的这几十年间，新加坡人民不仅是语言发生了变化，其所接受的文化、思维方式也随之完成了深刻的变革。
这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习惯，更是兴趣。
换言之，新加坡华人对于汉语的热情和兴趣已经丧失，他们不再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和认同，自然也不会把汉语学习放在心上。
李光耀用几十年的时间将新加坡华人都变成了“李光耀们”，对于他们来说，汉语不过是一个个晦涩难懂的方块罢了。
回顾新加坡语言改革的始末，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的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局势的变迁。
左右逢源的李光耀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寻找着平衡。当初全民学习英语是为了利益，如今大力推广汉语同样也是为了利益。
站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站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李光耀通过合纵连横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发展之路，然而这条路的尽头究竟是文明的另一种形式，还是畸形的社会发展，这或许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