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幼儿园——星洲幼儿园，今年庆祝创校100周年纪念。这家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的禧年堂创办，礼拜堂兴学办校百年，引人注目。
新加坡长老会也于1902年创办星洲书报社。长老会关注文化教育，引人注目。
郑聘廷牧师（右）对新加坡早期教育有贡献。图为郑牧师与夫人黄碧玉合一（禧年堂提供）
禧年堂早在19世纪末建堂以来，关注本土的文化教育，希望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间接地对新加坡做出贡献。
这些教会人士，包括来自中国的郑聘廷牧师、陈令典牧师、郑柏年传道，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来的阁约翰牧师（John Cook）和冉安志牧师（Lamont）等人。
当中以郑聘廷牧师最突出，他除了协助创校外，还首创成立书报社，即现代图书馆，这个概念后来广推到东南亚各地，甚至成为中国海外的革命大本营，结集海外华侨势力，协助孙中山推翻清朝，影响至深。
接管东方学校
星幼在1921年创立，不过，推前30年，也就是19世纪末，禧年堂已经设有学校，教导民众学习英文与华文，学生一度多达400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根据史料，同一个时期新加坡最早的书院之一——萃英书院，学生仅70人。
在1890年，本地就有人设“东方”（Eastern）学校，但是连续三年都经营不当，导致业主亏损，有意脱手。当时，在禧年堂布道的冉安志牧师与郑柏年传道，原在教会开班，教导人们学习语文。
冉牧师是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继阁约翰牧师之后，第二位从英国派来的牧师，他曾在厦门学习，通晓闽南方言；郑柏年传道则从中国聘请过来，协助冉牧师。
两人目见这种情形，不舍学校因财政危机关闭，出资400元接管学校。他们当时把学校安顿在安祥山一带的翠兰亭（现在的客纳街）的礼拜堂内，这里是一排三栋衔接的娘惹式住屋。
这类娘惹式住屋，目前在客纳街还完整保留一栋，它是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成立于19世纪末，是当时峇峇富商巨贾名流平时应酬交际的场所。可惜禧年堂的文件没有记录当年的门牌号码，以致今天无法确定学校的所在。
学校迁往鼓浪屿
禧年堂在接管东方学校后，为充分利用资源，夜晚还加插黄昏班，让民众可以在夜晚工余学习，结果学生日益增多，在高峰时多达400人。
没料到，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这时却改变政策，有意把校园设在中国，目标城市是厦门或汕头。没多久，宣教会确定把学校迁往厦门。1899年，东方学校正式从新加坡撤出，落户厦门鼓浪屿，并易名为英华书院，结束与新加坡的关系。
英华书院经营三年后，一样宣告关闭。也许因为东方学校存在只是一纵即逝，以致始终没有记载在正统的史册上，只有长老会文件中约略提及。
开创星洲书报社
1897年，新加坡长老会改聘郑柏年牧师前来新加坡主持教会，他初来时住进翠兰亭的礼拜堂内，天天目睹东方学校的学生进出，了解民众具有高度的求知欲望。他也发现，本地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因此想方设法，要为民众提供学习与进修的机会。
1902年，他在克罗士街38号物色到地点，开创一家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它类似今天的图书馆，提供大量的书报杂志给民众阅读，从中学习新知、了解时事，打开民智。
1905年初，长老会在丹戎巴葛路扩建的礼拜堂落成，礼拜堂楼高两层，楼下是崇拜大殿，楼上是按照教会传统保留为牧师的起居处。不过，郑牧师把大部分的场地腾出作为书报社新址，以便有更大的空间来收置书报刊物，容纳更多人前来学习，或者作其他文化交流学习活动 ，例如开办讲座等等。
设于丹戎巴葛路的这所教堂，里面的书报社曾吸引革命名人包括孙中山等人在这里演讲，教堂现已拆除。（禧年堂提供）
孙中山参观星洲书报社
郑牧师果然高瞻远瞩，他结识的一班好友——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就借这个场地聚会办讲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听讲，了解时事进展，特别是当时正值祖国政治风云变幻，人民陆续起义，策谋推翻独裁清朝，因此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听讲。
郑牧师夫人黄碧玉在1955年禧年堂庆祝建堂50周年出版的纪念刊中，就有一篇《50年来话沧桑》的文章，回忆当时讲座的情景：
每礼拜一，同盟会在书报社开会，请社会名流演讲，赴会的人有两三百，挤得楼梯口都是。我与孩子们倒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郑牧师育有七男二女，他在1944年辞世，享年72岁。郑师母则在1957年安息，高寿90岁。
1905年秋，这个书报社更迎来一名特别贵客——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当时，他在新加坡同盟会领袖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陪同下到访。孙中山参观后，对这样书报社的概念十分赏识，并叮嘱新加坡的领导善用这样的组织，培养革命领袖，同时也协助传播革命思想。
礼拜堂长老杨惠平在同一本书中的《本会史略》一文中，也记载书报社受欢迎的情景：
此后，国内的革命领袖如胡展堂、张继、居正、田桐等，南来鼓吹革命，必莅会演讲，冠盖往来，一时称盛……
新加坡同盟会的主干人物张永福在他的《南洋与创造民国》一书中，同样有精彩的描绘：
斯时，演说诸人，最令人感动者，尤莫如精卫（按：即汪精卫），凡逢他演讲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挤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足见听者注意及其兴奋……”
汪精卫（前排中）1927年底来新加坡，获郑聘廷牧师（后排中）与其他侨领及官员接待。前排左为林义顺，右为陈嘉庚。后排左为丘继显，右为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李骏。（怡和轩提供）
书报社的概念很快也传开，除了新加坡的同德、公益和开明等书报社外，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各大城市，都纷纷仿效成立，数目一共有150家之多。它最终演变成中国海外的革命势力，对后来孙中山成功推翻清朝政府，起着极大的功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对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表扬郑牧师的贡献。
孙中山多次入境停留新加坡时，观察到新加坡女子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倡议建设女校。之后，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郑牧师与另一名同工陈令典牧师等人积极参与创校工作，最终创立本地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时为1911年9月15日。学校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也传来好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朝最终覆灭。
创立星洲幼儿园
徐东藩游说教会开办幼儿园，改变新加坡的教育体系。（禧年堂提供）
1920年，从中国湖北南来新加坡当教师的徐东藩，发现这里并不重视幼儿园教育，于是极力游说教会创立幼儿园，结果获得教会认同，随后禧年堂再次投入兴校的忙碌工作中。
创校期间，徐东藩负责起草宣言，连同郑牧师、陈令典牧师等人，四处寻找赞助人筹募款项，隔年1921年星幼成立。环顾当时，新加坡还未有任何幼儿园，星幼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新加坡的第一所幼儿园。
禧年堂成立幼儿园的最大意义，是后来也带动其他学府纷纷设立幼儿园，包括崇福女校幼儿园（1932）、南洋幼儿园（1934）与建国幼儿园（1938年），使得新加坡打开幼儿教育的风气，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幼儿园深受家长欢迎，星幼原有一个平房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使得礼拜堂决定扩建校舍。后来经费与场地不足，多得阁约翰牧师呈函给殖民地政府，最终不但获得政府拨地，还承担一半的建造费让礼拜堂顺利建成，新校舍在1925年落成，就位于礼拜堂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
1926年星洲幼儿园毕业生照片。（禧年堂提供）
由于新校舍场地宽敞，促使禧年堂又增设小学部，让在幼儿园修读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上小学。
根据1949年的统计，星幼总校的学生数目多达1600多人，连同设在欧南路新盖的礼拜堂分校则有2000多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校。不过，小学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因收生人数日渐式微关闭，但是幼儿园仍然保留。
星洲幼儿园目前仍附属在禧年堂内，禧年堂则坐落在欧南路。
文： 余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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