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下午，木忠兄到义顺老店，约三哥一道去华侨中学参加华校生的反政府关闭中学联的示威活动。二哥知晓后，坚决反对他们去。
但他去意已决，跟着木忠就要启程。
“别去三弟，一天哥哥带你上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像去！”二哥无计可施，指着天说了这话。
三哥自然没听，两人走到巴士车站去了。
以后二哥常惦记着这话：“一天，哥哥带你上北京去。”想象着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红墙上挂着的一个伟人的相片。远看，自相框自里向外，竟射出一道道万丈金色的阳光。此景，和抽屉里的久藏的一枚胸别针，一个模样。
但激情一过，回到现实，总在赚钱事业上和钱堆里打滚，这个带着弟去北京的梦想，像一颗天边的一颗星星，在夜深人静，总在遥远的天际上，一闪一闪的发光。
说也神奇，二哥的愿望却在25年后，在万想不及下实现。尽管那是在极大的苦难中实现。
1980年的九月天，五哥开着车载着妈和我，从义顺老店，直奔去淡申医院（那时叫六间医院）。
在医院门口，碰上了下楼来的二哥，三嫂和大儿子国祥。
“最多活半年！”二哥直奔主题。
“医生是这么说，像从巴刹买来的猪肝，下锅入滚热的水中煮过，捞起来便是一木块般的熟肝。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木肝，就形象地说，方便你们理解吧！”。
外科医生托一托眼镜，咽一口水再说：
“手术房内，我见到这景象，临场当机立断，把掀开了的肚皮重新盖上，保留肝脏原封不动，然后重新缝回，切开的伤口。”
他扯了扯胸前的蓝色领带，再说了一句方便我们所能理解的话：”就是华佗在世，也措手无策”。
抛下这话，他走了。
三嫂依在墙头一边哭泣，一边牵着十二岁的国祥。那男孩一脸苍白和无助。后来，男孩患上了忧郁症。
大家听完，知道大难当头，上车回义顺老店。车上妈问我，刚才二哥那句“华佗在世”，什么意思？我无言以对。
爸爸买的在义顺老店，座落三巴旺路和通益小路的交叉口，义顺电影院的前边。港脚（义顺的旧名）的鼎盛时期，这方圆几千平方尺的几十间店面，即是镇里中枢地段。优越的地点和交通方便，老店便是我家行动的大本营，即使多数家人，还住在黄莉山农地上的亚答厝。
店前的五脚基，常有三两成群的人。车还没停进门口，在路上的远处，看到了五脚基上的木忠和才雄兄，还有一位肥胖的中年人。
车刚停下，那白衣胖子走向二哥的车前。
“痞阿，你看需要我打电话给我北京的弟弟？”。“痞阿”是二哥的小名，长着大肚皮的白衣人说了。
后来知道，他是原来培英学校的黄汉津校长。他有一个弟弟，从小立志要当医生，怎料到林友福政府却立了法，要每个青年得入伍当兵。这不得人心的法案遭受国人的激烈反对，终于1954年引发了大骚动。当时流行着一顺口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黄校长的弟弟黄汉源于隔年，便秘密得和几个同学结伴，投奔中国大陆，从此音信全无。
时光一晃过了二十几年，久无声息的黄汉源，突然冒了出来，并传来好消息，他已经是协和医院的外科专家。他的志向和理想，最终在万里之外的北京实现了。
一伙人进了店，对着黄校长的电话本，二哥拨通了电话。因少打长途电话，黄校长在话筒前喊话。大家见状急忙走开，生怕话费会因人多而涨高。场外听到的是，他移开话筒时说，“我弟的意见是，送人到北京去，找一位盛名的中医肝脏专家。“
“那专家叫什么名？”二哥按耐不住急劲。
“关幼波”远处传来转而在话筒旁吐出了，不快不慢的三个字。
听了我对妈说，这是那号神仙呀？连戴领带的西医都束手无策，难道关郎中的葫芦里，装了神仙药？
可是面对灾难，我们也没回旋之地。几天后，把病重的三哥从医院接了回家。接着，我们家人共同出钱出力，让二哥订了三张机票，由他带着三哥嫂，一块上北京去见关郎中。
接着九月底的一天，我们一家人和几个关心的好友们，到巴拉里芭机场为他们送行。
要上飞机前，二哥一脸的紧张，但其中也挂着一丝深藏不露的满足感。我马上想起木忠说出的，近25年前，那段往事——“三弟，一天我带你上北京去。”
这话像天边的一颗星星，总是镶在机舱的玻璃小窗上半部，忠心耿耿得在窗前一直陪他们飞到北京。
日后的事，只在二哥的来信中知道：
九月底的北京，天气进入初冬，虽是初冬，还是我们热带人不能忍受。
正如毛主席的诗中所言：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机上的一程颠簸,三哥不能适应，航程中不断咳嗽。
下了飞机在北京机场，马上送往北京医院。
在冰冷的急诊部里，医院派出一个极有资格的外籍医生，她是个苏联的女医生。
嵌在金色头发之下的一双蓝眼睛，炯炯有光。她冰冷的听筒，在三哥肿大的肚皮上滑动，再仔细书写临床报告。之后支开三哥，她贴近二哥耳旁说话：“看到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又看在病人辛苦，我好心劝你们，买飞机票，赶快飞回去吧。免去病者接下来的痛苦。”
那带苏联腔调的，说出满口的伤心话。
三嫂站在一旁，听着这轻声细语，然后依在墙头，她情不自禁得落泪。颠沛流离的人们呀，总要走到天涯海角的陌生地，然后找不到一个落脚处呀。
医院窗外远处的是，东单的万家灯火。天际线上的浩瀚星空上，天边的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一闪一闪得发光。
找了一家有暖通的宾馆，三人在北京渡过，伤心欲绝的第一晚。
见到黄汉源是隔天的协和医院里，他当着老乡们前，打电话给关医生，可见他们交情的不一般。关医生在电话上说了八字：“事不容迟，马上过来。”
见到关老中医时是午饭后。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满头的白发。一脸的和蔼可亲。他不用冰冷的听筒，却伸出温热的三只手指，贴在三哥的左手听脉，再贴转至右手，又回到左手。
那白皙如玉的三只手指，简直就像一位音乐指挥大师的手指，异常的灵巧和敏感，更像巨型的哈雷太空望远镜，装有三个精确的传感接收器，在太空测量中保持非常准确的测量，能在无限深邃的银河系中，测到亿万光年外所发来的信息。
关老中医的三指头上，铺满千万根神经线，从手中传来的一波一波的脉动中带的信息，准确诊断了三哥的肝脏病状。
“张口，吐舌“ 老中医笃定的声音，让三哥顿然间找到信心。
一番的思前想后，是与非，正与邪，对与错，错综复杂的辩证，分析与归纳，推论与总结之后，他嘴边冒出一丝笑容，自信得对二哥说道：“你弟生有大幸，在他哥你的穷追不舍得投石问路，通过黄医生找到我来，真是命中大幸。他即在我手中，必有希望！”。
二哥和三嫂一听，心中一块大石一瞬间化为乌有。
接着，在一张淡黄的草纸上，他提笔疾写。口中却念念有词，右手五只，不断点顿屈算。
很快的，纸上出现了20多种草药，药名下端较小字体标明着药量。那一排排龙飞凤舞的字体，像一群二十几匹神马，在粗糙的纸面上，朝着一个有阳光的方向，奔腾冲刺。
抓足了一周的草药，三人回到宾馆。三嫂找来一个草药炖锅以煮药。第一贴下肚后看不出什么，只听三哥，屁声不断。
三天后喝下连续三贴后，他已可吃完一个的北京馒头。一周过去，回复诊前的早上，三哥胃口好多了，吃下一碗稀粥和三个馒头。
复诊当天，关老中医一口气开三个月的药份。递着那药单，三人预知是见关佬的最后一次。两兄弟牵着他的手，在不断得答谢声中，倒头走着出了门。
回国前一天的早晨，二哥带着弟嫂，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早上六点正的升旗礼。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第一道曙光照在广场上，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奏起庄严的国歌。国歌后，竟也加奏另一震撼着广大的海外华侨的，一首歌曲《五星红旗》，在场上的一片歌海中响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唱到“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时，二哥抱着弟弟，流下了炽热的眼泪。
“三弟，一天我带你上北京去！”。那话像天边响起的一记巨雷。
尾声：
回新加坡后。三哥开始以每天喝一贴，后转两天一贴，再往后便是每周一贴。
三哥一直活到1999年，多活了十九年。
以此文纪念我的二哥和三哥：青春无忌的梦想，换来精彩亮丽的人生。
作者：进来（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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