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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末，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燕京学社思想史工作坊”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院院长葛兆光先生，发表了文章《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
但学界之事向来少为人知，直到7月1日经作者授权在网络上公开之后才一石激起千层浪。日前与一老友聚餐，他也提到葛先生还曾专门来信问他对此文之意见，可见其本人也对此文极为重视。
在葛文之中，他首先借助近年来大陆新儒家运动的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来说明问题，其中就包括去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这些事件的关键在于，大陆新儒家已然摆脱了过去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不甘坐而论道，而渴望通过“给执政党重新建立合法性”，来实现“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 ，并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大陆新儒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启发才得以重生。当时借助文化热的余威，并顺从当时对西方文化思想接受度较高，并能作自我批判风气的影响，因此常以西方思想为工具来解读传统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关怀与社会批判的统一。
然而正如葛先生所言，198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成了分水岭，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以及政治内向风气日渐浓重，所以新儒家乘着中国崛起的大势，在“百年历史的悲情记忆、当下崛起的亢奋情绪和思想论述的逻辑惯性的驱动下，走了一条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想清楚的极端主义道路。”
在国际关系上，这种借助弘扬传统文化并抵制西方价值，尤其是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观念为招牌的思潮，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新儒家虽然在现实上距离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他们的君临心态却已牢不可破”。
他们不但弘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主义，而且还服膺政治丛林法则。在对待与小国的关系上，崇尚“中国周边都是些小国，打也打不过中国，骂也骂不过中国，这样，中国的价值就成了普世价值”。用葛先生的话就是：“他们把价值之争变成了种族之争，更从种族之争引申成了力量较量。”这种思想如果从深层次看，不但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背道而驰，也让周边小国顿生疑惧。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抬头，不仅让人震惊，尤其值得其他国家警惕。
在国内政治上，其中不少新儒家竟然为君主制喝彩，公开主张“虚君共和”，希望能够通过一位具有政治权威与道德意志的君主，来复兴作为国家宗教性质的儒教，通过所谓“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的设立，来获得某种虚幻的政治合法性，以此来实现民族与国家认同，以及社会等级森严的超稳定结构。
在社会伦理方面，新儒家则试图重建家庭－社会的层级次序。在微观家庭中强调夫妻之道，要求妇女遵守“妇道与女德”，近年来中国各种女德班丛生也是这种思想的再现。为了实现儒家思想的国家宗教化，在教育层面上还要推行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以此为标准“选贤任能”，以逐步代替社会的各级管理者。其终极目的就是要使儒教成为国教，使“华夏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这些人心中有着千古难以破灭的帝师梦。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恢复文化自信以抵御西方思想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当政者又多次发表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讲话，表达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但却被新儒家误以为独尊儒术的朝代又一次来临，邀君希宠的干禄之心，攀附权力的欲望一发难收。
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之大趋势无法阻挡。在这一点上，当代大陆新儒家比起老一辈，如徐复观先生就差得很远。后者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深刻剖析，认识到了只有用西方的民主思想，才能解开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破坏的死结。只有拥有了民主的免疫力，才能免受传统儒学中等级制度的残害。至于那些指望以儒家为挡箭牌来阻挡人类对自由无限向往之人，终究将会成为历史上的一堆尘埃。
（感谢作者纪赟授权新加坡眼发布，原文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原标题为《新儒家与文化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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