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中国的辛亥革命，竟有三次起义在新加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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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中国的辛亥革命，竟有三次起义在新加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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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百一十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深刻社会变革的序幕。

新加坡是辛亥革命在中国海外最重要的基地之一，新加坡华人华侨为辛亥革命出钱出力，甚至献出生命。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中就有新加坡华侨。

新加坡的中山公园内有一块石碑，碑上隽刻着几个字：“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题词者乃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九次抵达新加坡，其中四次住宿晚晴园。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在此策动中国历史的几次重要革命，晚晴园可说是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的重要历史现场之一。
（图源：晚晴园官网）  在新加坡，孙中山有支持者, 当然也有反对者。本文以新加坡的立场，研究孙中山在新加坡的行事，从而透视这场重大的中国近代史事件对当地社会的衝击。  为何选址新加坡？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四年，1907年底，孙中山却把其海外革命基地从日本转移至南洋一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孙中山离开日本把海外革命基地南移，原因是复杂的。一说是日本政府受到清政府的压力，因此，1907年底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同盟会东京分会内部，也有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孙中山把革命基地南移，并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海外革命活动中心，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从地理位置上说，新加坡是东西交通的汇点，在晚清的海外笔记中早已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作为革命党的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活动的总机关，新加坡无疑地是有极大的潜能。更何况历史上，新加坡与中国关系渊远流长，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877年）。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总领袖，孙中山期望海外华人在经济上支援中国的军事起义，新加坡于是成了孙中山在海外的一个重要革命基地。再者，明末反清运动失败后，不少反清义士避难新马一带。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就是反清复明义士。新加坡劳明达街的社公庙也有73个“反清复明义士”的神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受梁亚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所影响。梁亚发是一名刻书匠，曾经在马六甲及新加坡两地工作。这一切说明新马地区早已有革命火种，孙中山的到来只是点燃火种而已——晚晴园见证了这段历史。早期南来新马地区的移民多为闽粤人士。闽粤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边陲，其族人很早就与海洋发生关系，眼界开阔，思想较闭塞的内地开明得多，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十九世纪已经是海洋文明的时代，不少闽粤族人飘洋过海，以个人冒险的无畏精神，写下了在异地他乡建立家园，拼搏成功的悲壮历史。由于这些移民长期漂泊在外，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故而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容易引起共鸣！孙中山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反映了海外华人在近代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加坡虽是这场大历史事件中的小注释，但在改变中国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图南日报》与“星洲三杰” 1905年, 《图南日报》为了庆祝乙巳年的新年，印赠日历牌，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题词。此外,还有“自由钟”及“独立旗”插图，旗上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
孙中山在檀香山看到这份日历牌后, 对其革命立场与反清的设计，十分欣悦，乃寄美金20元购买20张。孙中山还专函给在新加坡的尢列探问《图南日报》的详情，这样才了解到新加坡华人的革命活动。必须指出，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来新加坡时，新加坡并没有任何革命党人。是年他被驱逐出境，也就很少注意这里的革命动向。一直等到他在檀香山看到《图南日报》后，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从此，孙中山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是张永福与陈楚楠, 他们两人既是富二代，也是新加坡辛亥人物的中坚份子, 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张永福祖籍广东省饶平县樟溪镇青岗村杨梅坑，是个土生土长的海峡侨生。他的祖父早年南来，在柔佛州种植甘蜜胡椒。张永福的父亲张礼（一作张理）经营绸缎与布匹生意，兼任取佣代理，同时投资地产。到了张永福这代，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左起：张永福、孙中山、陈楚楠于二十世纪初摄于晚晴园。）陈楚楠是张永福的商业伙伴，祖籍福建省厦门。陈楚楠的父亲陈泰更是赫赫有名的殷商，经营杂货木材出入口生意。还有张永福的外甥林义顺也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此三人被誉为“星洲三杰”。正是由于家境殷实，有良好教育背景，容易接受新思潮。张永福本身会写旧体诗；陈楚楠也曾以“思明洲少年”的笔名在《天南新报》发表政论，鼓吹革新，后筹办宣传革命的报纸《图南日报》, 该报成了当时革命党人在新加坡的喉舌。林义顺于辛亥革命前夕更把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处分发，助长了华南地区反清的革命运动，遂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黄冈起义（黄冈位于闽粤交界处），这是新加坡华人影响晚清革命的一个实例。这些有识之士认识孙中山后，更愿意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并以实际行动在经济上与精神上支持孙中山，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张永福把他的私人豪宅晚晴园让出，供孙中山用作反清革命基地，足以说明一切。孙中山通过张永福与陈楚楠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结认识了许多本地富商，如陈嘉庚、陈武烈等华社领袖人物，有利于革命的推动与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林义顺、陈嘉庚、陈武烈等人仍然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就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因此，新加坡与孙中山有不解之缘，并使新加坡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作出贡献，胥赖《图南日报》的宣传, 可见传媒的力量。此后十数年，报纸传媒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孙中山在新加坡策划三次起义晚晴园位于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旁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这是一座古老的双层式楼房，1902 年落成，经过数次重修，至今已有119年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晴园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晚晴园作为孙中山下榻之处呢？陈楚楠在1940年元旦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的演讲中说：“第一固然是因为张永福同志昆仲的物产，第二是因为这座屋子在那一个时候还算是很不错的。……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地方很静肃，离市区颇远，我们在这里聚会，才不会惹人们的注意，引起误会”。张永福以晚晴园招待孙中山，“并无收一文的屋租”，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期间的一切开销，都是由陈楚楠和张永福两人分担。孙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16日。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在东京成立（1905年8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三四天后，就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东南亚华人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此后三年，晚晴园不仅成了新加坡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革命党的总机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近代风云人物，在这里商谈国事，为推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呕尽心血；同盟会党章在这里制定（由胡汉民起草），这份党章成了日后东南亚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楷模，甚至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的。
孙中山在新加坡，除了以晚晴园为主要的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陈楚楠位于美芝路327号的板厂，和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为通讯协商地。 1908年12月以后，孙中山改住在客纳街85号及丝丝街77号的旅店。客纳街85号遗址尚在，现为一家法国餐馆; 丝丝街旅店已于1930年代拆除。 1970 年4月，当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同学展开《兴利芭村史调查》的时候，当地父老说孙中山也曾到过义顺区。根据当地父老的口述资料，在明美树胶厂（Nee Soon & Sons Ltd Rubber Works，即通益公司树胶厂 Thong Aik Rubber Factory），后为炎洲贸易（私人）有限公司（Kota Trading Co Sdn Bhd）的熏房内，有一口 “中山井”（井的四周并没有注明是“中山井”），是当年孙中山用来冲凉的。“通益”是林义顺开设的，厂址在三巴旺十里处。至于中山井，如今已荡然无存! 父老们的口述资料，是否正确，目前没有文献佐证，只好存疑。原址在亚米尼亚街51号, 现已搬迁至广东民路“同德书报社”牌匾，乃是孙中山题赠，这是新加坡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德书报社是在孙中山亲自鼓励下创立的,而其英文United Chinese Library 也是孙中山亲自命名的。这是孙中山以英文命名唯一的团体，在南洋似乎找不到第二家。
顾名思义，United Chinese Library 是一所中文图书馆。但与一般公共图书馆不同，同德书报社除提供书报给读者，其最大使命就是以革命书刊, 文教宣传激励群众运动, 吸收新党员推展革命。换言之，目标是革命，书报文教宣传是手段。这些手段之实施，对新马华族社会的文化、教育、风气；对华族的思想、行为、素质，产生直接与巨大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并为1930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运动，奠定历史的基石。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乃借用书报社这概念，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宣传推翻满清的革命机关，与革命志士活动的联络中心。此外孙中山也藉演剧向低层侨民宣传革命思想。革命党人常在牛车水梨春园剧场演粤剧后，向观众发表演讲。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吸引了大批中国南方移民，主要以闽南人和潮州人居多。在华语（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里，方言帮派分化明显，不谙闽南、潮语的孙中山如何宣传革命思想？张永福在《南洋与民国创立》一书透露了孙中山的语言倾向。张永福说：“平时讲话时，中山先生多用广东方言或国语（华语），对于英文，不轻于出口，演说时，亦不讲英语。他认为中文优于西方文字，方块字比较好记，而拼音文字，往往误拼字母”。 1928年9月，林义顺亲手抄录的《星洲同盟会录》，其中就有一份〈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可见当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宣传革命思想，还是需要靠翻译的。面对三股势力挑战孙中山在新加坡至少面对三股势力的挑战：一是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一是康有为的维新派; 还有海峡殖民地政府。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抵达新加坡，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十一年期间，清朝共派出六任的驻新总领事。目前我们所看到直接与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有关的淸宫秘档中，有一封由左秉领总领事发给外务部的电文，很能说明问题：
这封没有署年份的电文密奏（影印本），目前保存在晚晴园。参照海峡殖民地档案，孙中山此次抵新时间应该是1908年1月27日。此密奏的结果，虽然没有促使孙中山被驱逐出境，但孙中山旅新期间的言行举止受到清廷的监视，是毫无疑问的。孫中山的另一挑战者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康有为的到来，几乎与孙中山同时，都是在1900年。邱菽园是康有为的主要支持者。邱菽园是富商，曾独资创办《天南新报》，兼任主编，并经常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邱菽园捐献叻币25万元资助保皇党在汉口发动的起义。但因康有为扣压捐款，汉口起义改期数次而失败，他得知实情后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上撰文宣告，从此与康有为绝交。此后邱菽园因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与一些革命派人士颇有私交，但对孙中山始终没有什么好感, 既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为文攻击孙中山。孙中山和康有为两人在这里的活动，引发了本地华人社会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也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甲午战败却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史变革中之佔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败之赐！还有，海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亦至关重要。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因此，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行动代表了伦敦殖民部或外交部的政策。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李励图，利用英国殖民部、外交部档案，分析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态度，颇有参考价值。李励图认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出现，在政策上曾予有限度的容忍。这表示海峡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国改革者，但却不能接受孙中山利用海峡殖民地作为其革命事业的基地，引致华人团体的不满，及干扰海峡殖民地的和平与稳定。至于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虽然并非完全同意各任海峡殖民政府总督在处理孙中山之事件上所作的一切决定，但他们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决定并无冲突之处。孙中山旅新期间，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和约翰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为时任海峡殖民地的代总督和总督。他们有独立行动的特权，因此这二人对孙中山政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仅是其个人判断，也代表英国的态度。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处理手法，前后如出一辙：只要孙中山不在海峡殖民地引起骚动，他是可以居留在新加坡的。然而，一旦有确切证据，显示孙中山利用这里作为推翻满清的行动，危及英政府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时，就不受海峡殖民地所欢迎，必须离去。 1910年11月1日，安德森从《槟城新报》（Penang Sin Pao）获知孙中山“在槟城的一个华人会社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激励听众支持革命，推翻满清”。此演说成为驱逐孙中山出境的证据。1910年12月7日，孙中山化名为钟蓝（Chung Lan），以二等舱旅客的身份，搭乘德国轮船离开。  新加坡辛亥人物所谓“辛亥人物“，指的是1900至1911年，曾经与孙中山有过某种形式接觸的新加坡历史名人。孙中山旅新期间所接触的辛亥人物，除上所述外，以下三人值得一书。他们都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其中尤以陈嘉庚的表现最为突出：

陈武烈

陈武烈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尤墩社）。从1897年到1916年，陈武烈是新加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的主要领导人。当他中选为天福宫大董事时，《叻报》称其为“年少英才”，而《星报》则为“英才卓荦”。陈武烈也是同盟会会员，主张革命倒清，为孙中山的挚友。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1月，福建保安捐发动时，陈武烈被举为第一次大会临时主席，天福宫一度成了保安捐的司令部。此次为时十个月的爱省运动，共募得叻币12万元。 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途经新加坡，回南京就任大总统，就下榻于“金钟大厦”（陈武烈的豪华别墅）。1913年，当国民党在新加坡选举百余位职员时，陈武烈与林义顺中选为副部长。陈武烈领导的天福宫结束于1916年。此后有关他的资料极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们才从《星洲日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当年报载他于“两年前返国”（即1932年）回到中国，在中国患脑出血症逝世，终年60岁，遗体火化后运回新加坡安葬。逝世时最后职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

林文庆

祖籍福建省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鳌冠，他曾任新加坡立法议会华人议员、市政府委员、内务部顾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年轻时获颁英女皇奖学金，前往英国攻读医科，学成后返新行医，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林文庆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亦涉足树胶业，于当地政治活动多有参与，并获封太平局绅；既推动社会风俗改革，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一生多姿多彩，在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华人史上，都留下他的身影。林文庆关心中国形势，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带头剪掉辫子，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在当时华侨社会中引起激烈的争论。1900年，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被捕，经林文庆向英当局疏通，使宫崎寅藏得以获释出境。 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林文庆欣然入会，成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会员。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1921年7月，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前后在厦大任职16年，为厦门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治时期，林文庆被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但战后仍受英国人、新加坡政府和各族人士的敬爱，《海峡时报》尊他为“新加坡圣人”。 1957年元旦逝世。《南方晚报》的悼文写到他与厦门大学时，这么说：“先生为厦大牺牲的，不只十六年，而是最宝贵的后半世。假使先生当时不回国，继续在马来亚的领导工作，其成就何堪限量？‘淮南之橘，过江为枳’。要使受维多利亚世代的教育及思想，并在殖民地气氛中度半世的人物，去领导五四运动以后的学术界，其结果可想而知。试读先生在其英译《离骚》中的自序及吊屈原诗，其当时的心情，何异屈原!?”

陈嘉庚

原名陈甲庚，后改陈嘉庚，是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现厦门市集美区）。其父陈杞柏（Tan Kee Pek）系当时新加坡殷商。 1890年奉父命南来，在新加坡顺安米店习商，辅佐父业。1904年，开始独资创业。到1925年，资本已达叻币1200万元，人称东南亚“树胶大王”。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次年与其弟陈敬贤一同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主席，捐献给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 1910年以后两度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1923年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并创办《南洋商报》。毕生关注祖国人民福祉，倾家兴学。从1921年厦门大学正式开学至1936年止，他独资维持了十六年之久，捐款逾400万元。 1936年陈嘉庚虽已经济破产，仍然关心祖国政局。抗战期间，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展开募捐活动，运送大批军需及日用品支援中国；另组织3200多名机工回华服务，参加抗战。和平后返新加坡，1949年6月回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及10月1日开国大典。1950年5月回中国定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晚晴园对海峡两岸的意义孙中山在南洋革命活动的后继影响，至深且距。如果说，当年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是分成“亲英”与“亲华”这两大社群的话，那么，孙中山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结果，是把“亲华”的社群，再分化为“革命派”与“保皇派”两个阵营。二十世纪初，代表保皇派的《总汇报》和代表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之间的论战，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影响，鼓励读书阅报，宣传革命党的书报社，如同德书报社（潮帮）、开明书报社（粤帮）及同文书报社（琼帮）等，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 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为1930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的救国运动，埋下伏笔。辛亥革命可说是百年来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为寻求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系而展开的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过程是旣痛苦又曲折的。从维新运动失败开始，就注定了中国政体的改变，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进行。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系”的切入点。
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思想与财富倒流，从而影响中国的政局。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只是推翻旧政权，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共c革命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则彻底完成社会階层的重组。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经过了风风雨雨的建国历程后，中国终于在1978年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新道路。这是辛亥革命后继发酵的结果，也是这场革命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晚晴园的历史是新加坡华人历史重要的一环，当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研究，因某种需要而有所定调时，新加坡由于其特殊环境，再加上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这种超然的地位，可以将孙中山的研究、及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会面。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也是两党领导人时隔66年的首次会谈,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朝一日, 当两岸达致大一统的共识时，晚晴园可是最好再度相聚的地点, 因为孙中山毕竟是两岸领导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一代伟人！ 2016年12月08日完稿本文原题《从新加坡视角看孙中山》原载《孙中山和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转载内容略有微调
（柯木林，历史学者，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