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19.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64万的弹丸小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的经济总量却达到了3610亿美元,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4位,人均GDP约为6.4万美元,排名全球第6位。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也因为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独特经验被誉为“花园城市”。应该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小而精的国家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远远超越其体量的影响力。可这样一个国家居然还保留着鞭刑,也因此屡屡在国际上饱受争议。
公元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中出现了对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东吴的船队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发现了一个叫”蒲罗中“的小岛。”蒲罗中“成为了中国史籍中对新加坡最早的称呼,这比明朝把新加坡称作“淡马锡”早了一千多年。公元7~14世纪南洋群岛崛起了一个名为三佛齐的海上王国。三佛齐在全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囊括了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1299年三佛齐的一位王子圣多罗伏多摩来到新加坡岛建立僧伽补罗国( 又译为新加坡拉)。
新加坡的名称最早就得自于此。由于”僧伽补罗“在梵文中的意思是“狮子城堡”,所以新加坡又称为狮城。城堡建立后使地理上的东西方中转站特色显露无疑:很快大批商船被吸引到岛上。这个中世纪的新加坡王国也就开始飞速成长为能独霸一方的区域小强。然而新加坡毕竟只是弹丸之地,而新加坡王国的发展很快引起了南、北两大强敌的注意:建都大城府的暹罗王国已准备顺着马来半岛向南扩张,南方的满者伯夷王朝已取代新加坡王国昔日的宗主国三佛齐。
1330年北方的暹罗王国出动由70艘大小战船组成的舰队入侵新加坡,然而当时的新加坡王国以山巅为核心的城市却有着超出大部分地区居民区的防御水准:除了宽5米、高3米的坚壁之外中心位置所具备的48米海拔也对任何攻城者都非常不利,加之城市本身有护城河巩固防御,还可以通过山泉获得饮水。新加坡王国凭借这些优势同暹罗军队展开长期消耗,最后逼得暹罗王国不得不铩羽而归。即使如此新加坡国王还是在暹罗强大的压力下被迫达成某种妥协:以松散臣属的方式免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暹罗在南征失利后也就满足于新加坡在名义上的臣属,然而南方的满者伯夷王朝就没这么好打发了。1398年满者伯夷出动号称20万人的军队乘坐300艘大型战舰与100多艘辅助小船通过巽他海峡抵达新加坡岛。满者伯夷的大军很快就将数量有限的守军赶出滩头阵地,随后将整个城市围困得水泄不通。新加坡守军的惟一依靠就是由开国君主留下的石头城墙。满者伯夷人本身缺乏围攻战的历练,结果计划中的速决战变成了越拖越久的持久战。
然而新加坡守军缺乏决定性的反击能力,也无法从海上拦截补给线。于是满者伯夷人开始采用围而不攻的战术:以饥饿战术代替正面强攻。与此同时满者伯夷还策反了新加坡王国的首相兰山·兰朱那·多波,最终这位首相打开城门满者伯夷入城。持续作战长达1多月的满者伯夷士兵拥入城内大肆劫掠,这座中世纪的新加坡城因此被彻底摧毁。这个中世纪的新加坡本土王朝就此灭亡,此后直到现代新加坡国家独立为止新加坡再没诞生过独立的本土政权。
18世纪英国在逐渐征服印度次大陆之后就把打开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贸易作为下一步的目标。这就要求英国必须在东南亚获得一个从南亚通往东亚的航路上的中转站,而新加坡所在的马六甲海峡恰恰最适合发挥这样的作用。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斯坦福·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一开始是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从1867年新加坡升级成为英国直接管辖的海峡殖民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当时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八倍。英国为促进当地的开发建设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以充实新加坡的劳动力。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马来人,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涌入新加坡,同时也出现了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婚的现象,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混血裔四大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时至今日华人已占据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2%。
一战结束后英国在新加坡斥资五亿修建了一个海军基地,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将新加坡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然而这个海军基地并没布置任何战舰。英国的策略是将英国皇家海军全部驻扎在欧洲,在新加坡有需要时才遣航过来。当时英国丝毫没意识到这种军事布局所存在的巨大隐患。1942年2月15日对新加坡华人而言本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因为这天是春节,然而这时的新加坡却丝毫感受不到任何团圆喜庆的氛围,因为就在两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仅仅过去数小时之后日军就开始进攻东南亚。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侵入泰国、马来半岛北部,同时出动17架海军轰炸机突袭新加坡英军机场,成功获得制空权。1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二艘主力舰“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海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制海权此时也落入日本人手中。1942年2月15日近10万英联邦部队向5万日军无条件投降,至此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体系分崩离析,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新加坡此时也被日军占领。
日本在占领新加坡后将其改名为昭南岛。日军为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期间在新加坡进行了大检证,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弹丸小岛上就有数万人被日军屠杀。被日军占领的三年时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与此同时也是新加坡人自主意识抬头是岁月。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人终于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英国人又重回新加坡。新加坡人认为既然英国已在战争中放弃了新加坡,那么就没再回来继续统治新加坡的理由。
战后的新加坡与战前已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所掌握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通过修改宪法获得了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尽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当时的新加坡其实并不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由60个小岛组成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万。在这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上各类资源少之又少,连淡水都要从对岸马来亚的柔佛州进口。可以说新加坡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压力。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
然而这场结合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分家的种子: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是个多元种族社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几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4.2%是华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本来新、马两地之间的种族冲突就比较尖锐,而两地之间的党派矛盾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奋斗下实现的,于是巫统成为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而新加坡的执政党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连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一时间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至上”和反种族主义两种呼声针锋相对,随后新加坡商人指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没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权利;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则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同时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两边的矛盾就在这种互相指责中变得越来越激烈。
最终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并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就这么被动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事实上新加坡并非对此心甘情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不无伤感地提到:在新马正式宣布分离那天他感到马来人如休妻般地抛弃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马来西亚排挤的结果。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
不过新加坡却有一样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成为控制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的关键节点。正是靠着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和国际一流的服务为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转口贸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财发家致富。时至今日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之一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应港口。新加坡通过200多条航线连接着世界600多个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集装箱吞吐量和世界第一的燃油销售量。不能否认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不过新加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来的奋斗。新加坡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是一个高度效仿西方制度体系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新加坡同样珍视传统的东方文化。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始终认为:西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任何国家,他一生都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
李光耀将自己提倡的”亚洲价值观“总结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先有经济,后有民主;权利义务,平衡发展;自由虽贵,责任更重;民主目标,良好政府;领袖贤明,政府强大;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以法治权,以德治国;法纪严明,井然有序;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机会平等,扶贫济困;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重教尊学,克勤克俭。
李光耀根据他的”亚洲价值观“提出了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实现的目标:使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国家不是由反复无常、独断独行的个人统治者管理,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彼此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财富;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经济能取得成长,社会能取得进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不断获得改善;统治者和人民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有优良的基础措施,消闲、音乐、文化和艺术设备。
正是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下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努力提升社会服务:从1964年起新加坡开始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迄今为止超过80%的新加坡公民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房子,其余20%的居民则住在有地房地产以及私人公寓,全国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90.5%,人均寿命82.5岁,15岁以上公民的识字率为96.7%。全国平均每一万人有医生23人,共有病床1.2万张。每千人拥有私家车110辆,手机渗透率达到148%,家庭电脑拥有率81%,上网率77.7%。
从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就开始推行医疗储蓄计划:规定每个职工把月薪的6%-8%存入银行,设立个人医疗储蓄户头。这一计划为每个居民预备了一笔即时支付费用,并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医疗开支。贫困家庭可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府其他的医药补贴。病人住政府办的C级医院只需交15%的医药费就行了,完全无支付能力的穷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
早在新加坡正式独立之前的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就对诸如色情业等社会公害进行了整治。在整治过程中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很快发现了困扰新加坡的症结所在——法治意识的欠缺: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在当时和旧中国一样是一个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特权阶层形成了官官相护的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黑道组织纷纷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取得政治保护伞,黑帮和官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导致每次打击都像刮风一样,只要风头一过就虎头蛇尾了。
李光耀下决心将新加坡的发展寄托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上,严格杜绝一切私人请托行为。1960年春节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词时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没人可超越法律之上”。新加坡的法律甚至达到了严苛的程度,连李光耀自己也声称:“新加坡的法律在开始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李光耀要求自己和自己的政府为人民做出表率: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一名受雇的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判6年徒刑。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侵犯人权的落后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议会始终坚持保留这一刑罚,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被法庭判决鞭刑即使他愿意多赔钱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向新加坡求情。这时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仍对新加坡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他坚持认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即使是美国总统求情也不能免除这名美国少年的鞭刑,否则对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的其他国家人士是不公平的。
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就要求执法者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廉洁奉公。李光耀在自己上台执政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向自己的所有内阁成员发出警告说:“我不敢说今天的内阁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必须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李光耀执政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贪污法令并根据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李光耀不仅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廉洁奉公,同时也对自己的家人进行了严格要求。
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他们不该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顾,他们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脑海里还是传统的人情社会那一套——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李光耀却不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国领袖就让自己的家人获得哪怕一丁点特权,以致于李进坤认为:自己这个儿子没家庭感情可言。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作为他的内阁中最得力的干将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被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有经济问题。
尽管李光耀同郑章远有几十年的私交,尽管李光耀无比欣赏郑章远的实干才能,尽管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实干家,但郑章远触犯了法律却是不争的事实,李光耀决定以铁腕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得知自己求生无望的郑章远不愿站上审判台而使自己一生荣誉毁于一旦,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接到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声痛哭。
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在2010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如果说清廉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大特征,那么新加坡政府的另一大特征就是高效。20世纪70年代处于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万户居民的粪便、生活污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被称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却是一片脏乱差的景象。李光耀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计划”和“城市花园行动”。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身体力行在新加坡的许多公园里亲手植树。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万株树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亚洲四小龙第一,甚至还超过日本而名列亚洲发达国家第一,然而新加坡并没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损害自然环境。新加坡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地区强国。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在兵力规模、战略纵深等方面是存在天然的局限性的,所以新加坡永远不可能像美、中、俄一样的世界性政治军事强国。
不过新加坡在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在同体量的国家中绝对是出类拔萃的,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不容忽视的。新加坡现役总兵力约为7.16万:陆军5万人编为3个混合师(各辖2个步兵旅、1个机械化旅、1个侦查营、1个炮兵营、1个高炮营、1个工程兵营)、1个快速反应师(辖3个步兵旅)、1个机械化旅;海军9000人、空军1.35万人。另有预备役部队35万人。新加坡装备有35艘各种舰只、210余架各型飞机和豹2A4型、百夫长等战车、重火炮、导弹以及轻兵器等装备。
新加坡的军工研发能力较强——新加坡产的战车和装甲车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且数量达到2000辆。可以说新加坡的军力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算不上什么影响力的军事强国,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同等体量的国家中新加坡是少有的具有独立自主的国防体系的国家,新加坡军队甚至走出国门远赴海外驻扎:驻澳大利亚的有230人,驻法国200人,驻美国250人,驻中国台湾3个训练营地,驻泰国1个训练营地,参加联合国东帝汶维持和平部队24人,驻伊拉克和科威特军事观察团观察员5人。
表面上看新加坡只有区区7.16万现役部队,但考虑到新加坡总共只有500多万人口而言:这已是一个较高比例了——若照此比例换算我国该有2000万军队。在战时状态下新加坡可以在48小时内组织27万精锐,两周内扩军至50万,这基本上已和邻国马来西亚的兵力水平持平了。作为弹丸小国的新加坡能打造一支实力与马来西亚持平的军队是相当难得的:要知道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是新加坡的460倍,人口是新加坡的5.6倍。凭借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足以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地区军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