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先前宣布调涨移工人头税,并将引进150万名孟加拉移工,引来民间反弹。大马持续引入移工,但在社会制度及空间仍未健全妥善下,移工的角色将如何影响我国?歧视和偏见如何阻碍理性的讨论?
而且听说近来“外劳”课题在大马弄得沸沸扬扬。要是把视线移到新加坡,又是怎样一个格局呢?
新加坡的外劳一般被称为“客工”。外来人口在新加坡急速增长,曾经是2011年激起选民不满情绪的爆发点。但2015年的选举结果,似乎反映人们对此已觉得木已成舟,本土意识不能当饭吃。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大选后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近8成的选民认为移民与外劳政策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在18项重要课题当中,它只排名第11。
新加坡虽然算是发达国家,但人力部并不为任何本地或外来的员工制定最低薪资,而是主张工资的升降由市场的供需、以及员工的技术和能力来决定。
政府代表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定期审议时,还很自豪地报告说,国内有3分之1的劳动队伍是外来员工,证明新加坡的条件是很吸引人的。
关心人权的公民社会组织却质问,客工是否确实受到善待?关键是,客工与本地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客工之间的不平等待遇,都与整个社会与经济体系的贫富悬殊问题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客工,一个小时最低可能才赚2块新币;而新加坡本地工人当中,最下层的20%已有10年没有实际的收入增长,自然也不稀奇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2015年的数据(见上图),全国526万总人口中,就有146万非居民外来人口。非居民人口当中,除了蓝领劳工,自然也包括居民家属、学生等,而低技术工人和家庭女佣就占了60%。虽然建筑业聘请非技术性的客工,需要缴付500至1,000元的人头税,但雇主显然一直觉得很划算。
若说是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都已经不是新加坡人会去从事的行业了。红头巾和妈姐作为这里的“建国一代”,是年代久远的事,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回味。
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教育水平,99%的少年都能完成10年教育。而在中学分流制度下被分配到工艺学院(ITE),而非高级中学、理工学院或初级学院,就属于很不理想了。
因为人们觉得国家发达了,念书就是为了不要落得一个蓝领工人的身份,不止得吃苦,又没面子。
网上也经常流传民族歧视帖子
早些时候,网上也经常流传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帖子,针对印度、孟加拉、中国、菲律宾等地的客工族群。部分原因是新加坡近年来人口激增后,带来了公共运输人潮拥挤的现象。
再加上外国人或“新移民”在语言与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即使建筑工人和家庭女佣并未和本地人抢饭碗,一些面临巨大生活压力的白领阶级,也肆意把怨气迁到他们身上。
之前也有一个文章说到一个 “马来西亚女孩:新加坡的人们,新山不欢迎你们”
其实客工除了得承受本地居民的抗拒之外,本身也是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根据移工福利团体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TWC2,“客工并重”)的一项调查,从孟加拉来的客工,有一半需要先在国内付给中介公司超过7000新币的介绍费。
这么一大笔钱,往往是他们跟亲戚借来,或变卖田地得来,在这里大概需要工作一年半载才能偿还债务。
然而,他们又经常被拖欠工钱,或遭受诈骗,来了发现没工作,或薪水比预期的少。新加坡当局似乎认为客工家乡的介绍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新加坡的雇主和中介都可能暗中获益。
一般人看不到劳工制度市场化的弊病,只会觉得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一向奉公守法,不能容许外国人在这里撒野。
2012年,有百多名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不满工资比马来西亚的工友低,加上居住条件欠佳,而闹了新加坡1986以来首回的大规模罢工,结果29人在一周内就被遣返回国。
许多新加坡人不大会同情,有些也许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中国司机不谙英语、驾驶鲁莽,本来就不该大量募集;有些可能觉得新加坡工人长久以来都逆来顺受,从不敢罢工,“你算老几?”
小印度骚乱57人被驱逐
2013年,聚集在小印度的300多名客工,由于其中一名建筑工人被私人巴士撞倒而当场丧命,引起骚乱,结果57人被驱逐出境。
当局只认定是酒后生事,加强对印度工人和小印度一带的管制,而否定骚乱和工人平时的工作待遇及生活条件有关。 TWC2却认为,福利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不少客工可能平时受伤都不敢多出声,因为害怕工作会没有保障。
2014年,一个由菲律宾人组成的志愿团体,原本计划在乌节路商业区的义安城广场,举行一场庆祝菲律宾独立的活动;可是许多本地人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反对的声音不绝,结果警方也吁请主办单位另寻地点。
其实若不是基于政治意识的敏感,乌节路那一带老早就是菲律宾女佣在星期天聚集的场所,或许本地人应该多加谅解。
长久以来,常有女佣受雇主欺侮的案例。有些新加坡雇主连她们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要管束,限定6点就得归回。
外劳福利团体HOME(情义之家)执行理事长范国瀚最近在网上强调,女佣们想要在星期天的24小时内出门溜达,或是跟男人幽会,都是她们的个人自由,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
新加坡已经进入和以往不同的时代,人口自然不再像70、80年代那么单纯。而随着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生活竞争也会更激烈,打工的可能不得不“便宜多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