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先前宣布调涨移工人头税，并将引进150万名孟加拉移工，引来民间反弹。大马持续引入移工，但在社会制度及空间仍未健全妥善下，移工的角色将如何影响我国？歧视和偏见如何阻碍理性的讨论？
而且听说近来“外劳”课题在大马弄得沸沸扬扬。要是把视线移到新加坡，又是怎样一个格局呢？
新加坡的外劳一般被称为“客工”。外来人口在新加坡急速增长，曾经是2011年激起选民不满情绪的爆发点。但2015年的选举结果，似乎反映人们对此已觉得木已成舟，本土意识不能当饭吃。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大选后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近8成的选民认为移民与外劳政策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在18项重要课题当中，它只排名第11。
新加坡虽然算是发达国家，但人力部并不为任何本地或外来的员工制定最低薪资，而是主张工资的升降由市场的供需、以及员工的技术和能力来决定。
政府代表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定期审议时，还很自豪地报告说，国内有3分之1的劳动队伍是外来员工，证明新加坡的条件是很吸引人的。
关心人权的公民社会组织却质问，客工是否确实受到善待？关键是，客工与本地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客工之间的不平等待遇，都与整个社会与经济体系的贫富悬殊问题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客工，一个小时最低可能才赚2块新币；而新加坡本地工人当中，最下层的20％已有10年没有实际的收入增长，自然也不稀奇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2015年的数据（见上图），全国526万总人口中，就有146万非居民外来人口。非居民人口当中，除了蓝领劳工，自然也包括居民家属、学生等，而低技术工人和家庭女佣就占了60％。虽然建筑业聘请非技术性的客工，需要缴付500至1,000元的人头税，但雇主显然一直觉得很划算。
若说是建筑工人或家庭女佣，都已经不是新加坡人会去从事的行业了。红头巾和妈姐作为这里的“建国一代”，是年代久远的事，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回味。
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教育水平，99％的少年都能完成10年教育。而在中学分流制度下被分配到工艺学院（ITE），而非高级中学、理工学院或初级学院，就属于很不理想了。
因为人们觉得国家发达了，念书就是为了不要落得一个蓝领工人的身份，不止得吃苦，又没面子。
网上也经常流传民族歧视帖子
早些时候，网上也经常流传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帖子，针对印度、孟加拉、中国、菲律宾等地的客工族群。部分原因是新加坡近年来人口激增后，带来了公共运输人潮拥挤的现象。
再加上外国人或“新移民”在语言与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即使建筑工人和家庭女佣并未和本地人抢饭碗，一些面临巨大生活压力的白领阶级，也肆意把怨气迁到他们身上。
之前也有一个文章说到一个 “马来西亚女孩:新加坡的人们,新山不欢迎你们”
其实客工除了得承受本地居民的抗拒之外，本身也是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根据移工福利团体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TWC2，“客工并重”）的一项调查，从孟加拉来的客工，有一半需要先在国内付给中介公司超过7000新币的介绍费。
这么一大笔钱，往往是他们跟亲戚借来，或变卖田地得来，在这里大概需要工作一年半载才能偿还债务。
然而，他们又经常被拖欠工钱，或遭受诈骗，来了发现没工作，或薪水比预期的少。新加坡当局似乎认为客工家乡的介绍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新加坡的雇主和中介都可能暗中获益。
一般人看不到劳工制度市场化的弊病，只会觉得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一向奉公守法，不能容许外国人在这里撒野。
2012年，有百多名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不满工资比马来西亚的工友低，加上居住条件欠佳，而闹了新加坡1986以来首回的大规模罢工，结果29人在一周内就被遣返回国。
许多新加坡人不大会同情，有些也许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中国司机不谙英语、驾驶鲁莽，本来就不该大量募集；有些可能觉得新加坡工人长久以来都逆来顺受，从不敢罢工，“你算老几？”
小印度骚乱57人被驱逐
2013年，聚集在小印度的300多名客工，由于其中一名建筑工人被私人巴士撞倒而当场丧命，引起骚乱，结果57人被驱逐出境。
当局只认定是酒后生事，加强对印度工人和小印度一带的管制，而否定骚乱和工人平时的工作待遇及生活条件有关。 TWC2却认为，福利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不少客工可能平时受伤都不敢多出声，因为害怕工作会没有保障。
2014年，一个由菲律宾人组成的志愿团体，原本计划在乌节路商业区的义安城广场，举行一场庆祝菲律宾独立的活动；可是许多本地人觉得这是喧宾夺主，反对的声音不绝，结果警方也吁请主办单位另寻地点。
其实若不是基于政治意识的敏感，乌节路那一带老早就是菲律宾女佣在星期天聚集的场所，或许本地人应该多加谅解。
长久以来，常有女佣受雇主欺侮的案例。有些新加坡雇主连她们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要管束，限定6点就得归回。
外劳福利团体HOME（情义之家）执行理事长范国瀚最近在网上强调，女佣们想要在星期天的24小时内出门溜达，或是跟男人幽会，都是她们的个人自由，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
新加坡已经进入和以往不同的时代，人口自然不再像70、80年代那么单纯。而随着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生活竞争也会更激烈，打工的可能不得不“便宜多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