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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遍海南,只为那一杯最平民自在的南洋咖啡

中国咖啡之父和他的四儿媳

米黄色地中海式风格的福山咖啡文化馆大厅入口处,八十多岁的香港人蔡桂花穿着一件玫瑰花图案的绸衫,神采奕奕地坐在轮椅里。离她大概四五米开外,是一座被红色栏杆拦起来的铜质头像——陈显彰,一个中文输入法暂时还没收入的名字,却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印尼华侨企业家。现在,他是整个福山咖啡风情小镇的灵魂人物,早在 1937 年,为“实业报国”,舍弃海外产业,以一人之力带动福山大规模的咖啡种植,而被誉为中国咖啡之父。

“那是我的公公哦,我是他的四儿媳。”蔡妈妈对我说,一口浓重的广东腔。文化馆介绍陈氏家族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蔡妈妈和陈家在福民农场的黑白合影照,拍摄于 1953 年,那年她刚嫁到陈家。来到大户人家,又是华侨,蔡妈妈的神态多少显得有些拘谨。

“家公后来很宠爱我,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去做。”那时候,蔡妈妈常做的一项工作,是拿草木灰去擦做种用的咖啡豆。作为新儿媳,闲下来也帮着做家务。陈显彰想念一种用豆角、芋头梗、咖喱等五种原料煮起来的印尼炖菜,就让桂花去学,做给他吃。至于咖啡,他反倒并不十分讲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让她煮一大壶,倒在一个大茶缸里,一天喝到晚,凉了也可以喝。”蔡妈妈回忆起年轻时的事情,眼神里都是光芒。

蔡桂花——中国咖啡之父陈显彰的四儿媳。

1953 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那一年,陈显彰的儿子陈茂修去了两趟万宁兴隆镇,送去蔡妈妈和姐妹们料理的咖啡种子。为此,福山文化馆郑重其事地把当年兴隆华侨农场为陈茂修开具的、让路上军警放行的介绍信放大装裱,以兹证明两地的关系。

福山镇位于澄迈县西北部,距离海口市只有 49 公里,海南岛西线高速贯穿其中。建于 2010 年的福山咖啡小镇就位于高速入口处,说是小镇,其实就是由几十家咖啡店聚集成的一个小村落。五一假期刚过,除了像“守艺人”“那年”等几家有特色的生意还比较好,其余都比较冷清。倒是挨着福湖的几家咖啡厅,现在生意依然红火。夜幕降临,鞭炮四起,跑进一家餐馆吃饭,却被莫名其妙地拉入酒席吃了顿白食。后来才得知,侯臣咖啡文化村正在庆祝海南特有的公期,祭拜神祖,挨家巡游,餐厅老板大宴宾客,大家吃饱喝足后,再跑去看插科打诨的琼剧。

兴隆镇,老迎宾馆里的一棵古榕树

何师傅坐在一棵木姜子树下啃文昌鸡,凳子上立着一个大手电,状如香槟瓶子。他是看车的,见过最远的车来自北京,四川广东常见,春节那阵子,他会忙得人仰马翻。斜对面,一个男人正在关一个院子的门,木门上画着两个大肚子红绿天官门神,手捧咖啡和茶果。几年前,这里是福山咖啡馆创始人徐守义的旧馆址,如今漂亮的新馆开到了湖边,这里就沦为员工宿舍了。

我坐在湖边,点了一杯福山咖啡欧,外加一块绿缘糕。虽然写明了现磨,但还没听闻磨豆的声音,服务员就已经把咖啡端了过来。旁桌两个从海口来的女孩在聊天,她们一直在跺脚,驱赶湖面飞过来的蚊子。远处,我听到一个服务员说,她喜欢现在的福湖,月光洒在水面上,打出一条路来。

“先生,咖啡要续杯吗?免费的。”她走了过来。

咖啡树砍伐后修建的康乐园酒店,花瓶栏杆和西式小洋楼依然典雅宜人。

一起去打锅B针?

续杯问题,被兴隆香料研究所的陈鹏拿来揶揄福山和兴隆两地咖啡文化的不同。“在福山,咖啡可以续杯。在兴隆,咖啡卖一杯是一杯,而茶水免费,鹧鸪茶。”我和陈鹏约在兴隆老咖街上的瓦西里咖啡厅见面,一起的还有兴隆巴厘村讲解员柏云。我没有见到瓦西里的吴老板,据说他长得很像《列宁在 1918》里的卫兵瓦西里,镇里人都这么称呼他,后来干脆就当了店名。瓦西里位于老咖街路口的把手位置,街对面是兄弟开的瓦东里,哥儿俩还当真成了这条街的哨兵。我望了望四周,气氛特别混搭,一群身着兴隆篮球队队服的年轻人正围着桌子埋头吃海南米粉,每人边上配一杯咖啡。离他们不远,一群中老年人在下象棋,棋盘边上,也放着几杯咖啡。

兴隆茶铺里,一壶茶、一杯咖啡、一盘棋便能消磨一整个下午。

陈鹏原籍海南儋州,苏东坡被发配的地方。前几年调来兴隆,在热带农科院做了 20 多年的咖啡种植研究。几年前,他跑去云南普洱学习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烘焙认证,后来创立阳光咖啡工作室,从事咖啡文化的推广工作。认识他,正是通过在普洱一家专业从事咖啡种植、生产和认证培训的 Torch 公司。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国内两大咖啡产地的力量对比。

一把传统的南洋咖啡壶。

在阳光咖啡工作室,当一杯杯通过虹吸和手冲等不同萃取方法的罗布斯塔咖啡喝进嘴里,32 岁的柏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味道很纯正啊。

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一个年长的闯入者,用手肘碰了碰,叫醒了一个沉睡的年轻人。论喝咖啡的年龄,作为印尼华侨后代的柏云,比大他十几岁的陈鹏还要长。每天早上起来,总有朋友在微信里给他打招呼:在哪里啊,要不要一起去打锅 B 针? 锅 B,是海南人对咖啡的口头称呼,马来语和闽南语的杂交,英文里写成 Kopi。

在兴隆的早茶店,如果你说来一杯兴隆咖啡,那就是默认的咖啡加炼乳。如果只加糖,那叫咖啡欧。如果什么都不加,你得提前说。新加坡 Kopidiam(咖啡店),甚至根据炼乳、奶度、糖度以及咖啡浓度的不同,已经发展出一套比星巴克还要复杂的咖啡行话,差不多有二十来种点法。如果你不懂这些,进去肯定会懵。

兴隆乡下的咖啡馆,柜台上残留着过去的饮料广告招贴。

发源于琼中斩岭的太阳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过兴隆镇,注入万宁水库,最后汇集于中国南海。兴隆华侨农场就位于风情摇曳的太阳河畔,如今的兴隆人,大多是华侨农场的后代。而在更久远的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小集市,这些人带回来了南洋的建筑风情、饮食文化。咖啡和九层糕,仅仅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普通兴隆人喝的咖啡味道重,炒制的时候已经加了糖,喝的时候,还会加点炼乳。“所以一般兴隆人喝过我做的纯手工咖啡,会觉得我是骗人的,因为口味太淡,一定是掺了水了。”陈鹏笑道。

一颗剖开的海南槟榔果。

开着电瓶导览车,陈鹏带我们去看兴隆热带植物园里的罗布斯塔咖啡种植园,见血封喉、香草兰、可可,一路上他指指点点,对各种植物如数家珍。“我的太太比我强多啦,她是国内糯米草的研究专家。记得我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经常通信,她每次都会在信里夹上几束糯米草,那信纸,可香了!”夫妻俩现在终于团聚,就住在植物园里,可以看到咖啡树开花结果。岛上的空气本来就好得令人艳羡,园里更是绿野仙踪,万宁最近几年被评为世界长寿之乡,不是没有道理。

还是炭火来得香

“我父亲炒咖啡的时候都要加牛油,喝的时候也会加一点点啊。后来回国在合作社炒豆找不到牛油,父亲还郁闷了一阵子。”

71 岁的“南洋风味”餐厅老板能叔刚从热带风情园钓鱼回来。他坐在自家店门外,边桌上摆着一碗清补凉。几年前他开始和亲家在街头卖南洋小吃,发展到现在餐厅已经极具规模。他给我讲小时候自家在印尼开咖啡店的故事,满足了我对南洋咖啡文化的好奇心。

能叔的父亲叫黄兴义,小时候跟随父亲坐“猪仔船”到印尼讨生活。能叔开始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在苏门答腊岛的亚沙汗市临近港口的地方置下一处咖啡馆。由于地处十字路口,咖啡馆生意兴隆,早上五点不到,父亲就要起来烧水,到了六点,就要开门迎客。和兴隆如今菜市场的早茶店一样,这家黄记咖啡店也是当地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顾客早上都会过来,点上一杯咖啡,外加一份七层糕和炸香蕉,这些常客中,能叔一直记得一个绰号叫 693(当时流行的一种抗生素药)的印尼警察署署长。这位警长为人正直,从来不吃霸王餐。有一次,一伙拿着长枪的印尼士兵在黄记咖啡吃完饭后想赖账,正好被警长碰到。他站在咖啡厅里大喝一声,掏出短枪,一群小流氓乖乖付钱,立即作鸟兽散。

兴隆太阳河。

父亲宠着能叔不让他干活,但四个姐姐却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甫一放学,四朵金花就从马路对面的华侨学校跑步回家,帮父亲打理生意,招徕顾客。“相比苏门答腊,海南还算有个冬天,天亮得没那么早。”能叔说。

天亮得晚,也抵不住人勤快。1979 年,陈鹏的好友黄来乡师傅在兴隆镇桥下早茶店炒咖啡,也是五点就得起床烧水。为了多睡一会儿,他干脆就住在桥下。一杯咖啡卖一毛二分,五个大桶,轮流烧水,而且也是六点开门。想象一下,当大半个中国还只知道豆浆配油条的时候,兴隆人已经大口大口地喝上咖啡了。我依稀记得,当我在 1990 年代初在北京喝到雀巢咖啡时,曾经像对待圣物一样用纸包着一撮咖啡粉,坐火车从北京带回给浙江乡下的弟弟。

兴隆街头即景。

如果说黄兴义是兴隆华侨里第一代炒咖啡的,黄来乡应该算是第二代。在他的院子里,至今还摆放着几台 1980到1990 年代自己使用过的炒咖啡机,搅拌式的、滚筒式的,整日风吹雨打,这些老家伙都已锈迹斑斑。院子里堆积如山的小木块是燃料,当陈鹏开始用土耳其进口的 Toper 烘焙机烘豆时,黄师傅依然按照传统习惯使用炭火。按他的说法,南洋炒咖啡的工艺,还是炭火来得香。

挂果期过后,咖啡果依然长势喜人。

满口黄牙的老咖啡客

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列出他几条不去咖啡店的理由,第一,他是不喝咖啡的,他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不喜欢,还是绿茶好;第二,他还要抄旧闻小说等,没有余暇;第三,嘲讽在咖啡店里的那些长相俊美的革命文学家,自己“满口黄牙”,还是不去亵渎了。

假如鲁迅住在兴隆,他的这段“革命 Kopidiam”可能会这么写。第一,他是要去喝咖啡的,他不觉得这是洋人喝的东西,因为这里的人从小就喝,而且蘸着油条喝,很市井;第二,他不用抄旧闻小说了,这里的人有余暇,生活就应该这么过;第三,这里咖啡店里的人真是三教九流,既有长相俊美的文学家,但更多的是像自己一样“满口黄牙”的街坊、戴礼帽算彩票的爷们儿,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

一个周末的下午,兴隆老菜市场对面的咖啡馆生意兴隆。

在新菜市场的一号茶店遇到的冯中华,就是这么一个满口黄牙的老咖啡客。进入这家咖啡店,时间一下子穿梭回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简易的灶台上,一把铝制茶壶里挂着发黄的法兰绒咖啡漏网,旁边立着一个红色的保温瓶和一瓶国鹰牌炼乳。穿着竖条衬衣的冯中华把一只腿挂到边上粉色的塑料椅子上,边嘬着三块钱一杯的咖啡,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被卷成蛋卷形状的红白相间的纸条,那是他刚刚买的彩票。在他边上,坐着几个他的老友,他们每天都约在这里喝咖啡、吃早点、聊天。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冯中华经常送进嘴的两样东西,都是他流着汗水看着长大的:咖啡豆和槟榔。这位老咖啡客还告诉我,他自己最喜欢的咖啡喝法,是光煮不过滤,喝完了还要把咖啡沫掏出来,放进嘴里嚼。这种几近失传的喝法,我在云南朱谷拉村和开罗亚历山大街头还能见到,应该是人类发现咖啡后最原始的萃取方法了。

我决定跟着去看看他的咖啡园,在附近的沙田村,24 队。当初为了安置华侨,兴隆被整编成 60 个队,现在这个叫法还保留着。比如周恩来去过的古村,就叫 20 队。

咖啡种植户冯中华在他的咖啡种植园里。

1970 年代,冯中华随父母从越南广陵来到兴隆落脚,那年他 19 岁。四亩地的罗布斯塔挨着太阳河的一条支流,长得郁郁葱葱,差不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比他们来兴隆的历史还要久。咖啡园中间有个巨大的树桩子,那是被队里前几年砍掉卖木材的一棵台湾相思树留下的。在咖啡园里种相思树是特别常见的做法,可以给咖啡遮阴。

“那棵相思树好可惜啊!” 我感慨道。

“那些整片的咖啡树才可惜呢。你不知道,当年我

们兴隆到处都是咖啡树,后来因为种橡胶,都被砍掉了。我们队就我这里还有一点。”

巴厘村,工人在林子里烧荒。

二十块一杯太贵了

坐落在兴隆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咖啡谷,似乎让人看到了兴隆咖啡的未来。九点刚过,四月的太阳就已经很放肆了,四十多岁的刘振邦置身于一片密密麻麻的咖啡林中,头戴暗绿色木髓太阳头盔,一双长长的薄碎花护手套,把双臂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采摘用的指尖。他的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个沉甸甸的果箱,是用某优酸乳品牌的洋铁皮自行改制的,虽然已经过了挂果最多的季节,农场里还是有需要采摘的咖啡果。

在谷底的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苗,等它们开花结果,还需要三年时间。嚼完槟榔微醉的我,跑进谷底的水上咖啡馆喘口气,服务员小蔡在户外巨大的梵天四面佛的注视下,与我分享小时候第一次拿油条蘸咖啡的故事。恍然间,山上刘师傅的抱怨又在耳边响起:“相比早茶店里三块钱一杯的咖啡,我当然更爱喝纯的咖啡啊,但是我喝不起,二十块一杯太贵了。”

咖啡谷,刚栽种完的咖啡苗圃。

转角咖啡店的老板娘沈红梅,卖的就是那种纯的咖啡。她的咖啡厅装潢考究,光线暗淡柔和,一个人在中间的一张长桌上看《荆棘鸟》。在她看来,华侨带给兴隆的,不仅仅是咖啡,而是一些有品质的生活习惯。她给我举例子,过去在华侨家里,房子地面是要打磨得发亮的,衣服都要浆洗,并用炭火烧的电烙铁熨烫,老人衣着讲究,出门要化淡妆。这些生活细节,在几十年前应该是让人震撼的,但现在人们依然需要。她说她没去过东南亚,但她母亲和姐姐刚从新加坡回来,她们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咖啡店,和这里的一模一样,甚至说话也一样,好多字都发第四音。

巴厘村一景。

“这里的一切,气候、环境、风土人情,我都很适应,都和巴厘岛差不多啊,我很喜欢这里,除了有一点我还不太习惯,就是这里的饮食太清淡了。在我们巴厘岛,很多食物都是酸辣的。” 从印尼巴厘岛来的女雕塑家戴维小姐快人快语,在兴隆,她有时候能碰到一些像能叔这样的第一代华侨,可以亲切地用乡音(印尼话)和他们交流,甚至在他的店里跳个印尼舞。业余时间,她也被老板安排学习汉语。去年下半年,英航开通了伦敦-雅加达-海口的旅游航线,随着更多航线的增开,兴隆大街的旅游巴士上,会走出更多来自东南亚的客人。他们也许会和沈红梅的母亲一样,坐在新菜市场一号店的粉色塑料椅子里,对着兴隆咖啡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没想到,原来这里的 kopi,和新加坡一模一样啊!

兴隆咖啡谷,越南华侨后代刘振邦一身越南装束,在采摘挂果期过后的零星咖啡果。

能不一样吗。

早在 19 世纪50 年代,新加坡的咖啡店老板,就基本上是海南人的天下了,并形成了咖啡四大家族。关于为何是海南人经营咖啡馆,华东师大民俗学的研究员张海岚做过梳理:“相比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琼帮下南洋是最晚的,挣钱的行当早被同胞揽走。当时正好形成以英国人为中心的洋人生活圈,海南人因为眉清目秀、老实能干,就成了洋人厨师的帮手,学会了煮咖啡、制作糕点、西餐等工作。”等到英国人撤离,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海南人,自然会开一个咖啡馆谋生。

海南咖啡常备的点心。

最后一天,我驱车去往兴隆国家森林的深处,发现每一处村子,都有一个兼具小卖部和喝咖啡功能的简易咖啡馆。虽然是中午,咖啡馆空无一人,椅子散落在各处,但依然能想象到人声鼎沸时的样子。这是当代中国大中城市十分缺失的公共市井话语空间,礼失求诸野。在充斥着星巴克和精品咖啡的中国,兴隆的咖啡馆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客人来了就先落座,先买单是失礼的,花钱坐得,不花钱也坐得。男的女的,熟悉的,陌生的,挣钱多的,挣钱少的,嘈杂的,安静的,话语真切有回声,眼波流转有真意,都在咖啡氤氲的空间里荡漾开来。如此草根与开放,或许只有开罗的街头咖啡馆,或者成都的茶馆可以与之媲美。

回想我在福山公期祭神中的礼遇,觉察出它与平民咖啡馆有相通之处:无论对熟人与陌生人,要持一视同仁的包容。不论贵贱,和主人是否相识,来了就是客。这样的咖啡,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人人得而采之喝之,最后留在老咖啡客的齿颊里。而这样的咖啡馆,就是供养众乐之乐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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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本文撰稿人&摄影师@朱英豪及《新视线》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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