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首份针对职场性骚扰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受访上班族过去五年曾在工作场所遭性骚扰，但只有三成人选择举报。

在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当中，半数最初不认为自己曾是受害者，直到调查人员描述特定情形，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经历的事情足以构成性骚扰。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与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去年11月联合进行这项调查，昨天发表结果。

参与调查的1000名工作人士是在过去五年有受雇经历的本地公民与永久居民，当中有男有女。结果显示，每五名受访者中，两人表示过去五年曾遭到言语或肢体等形式的性骚扰。加害者通常是办公室的同侪或长辈。

另外，多达七成受害者事后选择沉默。那些选择不举报的常见理由包括：想借此忘却事件、以为他们遭受的性骚扰行为不够严重，或认为举报证据不足等。

有五分之二的举报案件，加害者最终被调职或解雇；但在五分之一的案件中，尽管有骚扰的证据，但加害者没遭受任何处罚。

最常见性骚扰行为包括展示具有性或性别歧视性质的图片、笑话、文字或手势。平均每五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经历过，十分之一在七个不同场合经历过。

其他有的是针对受害人外表、身体或性行为的言论或问题，甚至是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或暗示职业前景与陪睡挂钩等。

AWARE倡导与研究主管莎莉·辛戈兰（Shailey Hingorani）指出，调查反映本地职场性骚扰是普遍且急需处理的问题。“我们意识到，新加坡在处理性暴力祸害方面领先于许多国家。但在处理职场性骚扰方面，我们似乎落后于对此有专门立法的国家。”

AWARE：立法禁职场骚扰 开展跨行业反骚扰培训

例如，防止骚扰法令（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没告知雇主须遵守的预防措施，也没教导雇员相关的就业权利。此外，关于管理工作场所骚扰的劳资政指导原则没明确规定雇主有防止工作场所骚扰的法律义务。

为推动职场歧视的政策改变，AWARE在2019年9月成立职场骚扰与歧视咨询服务，为面对性别歧视的男女职员提供咨询，一年内已接到150通求助电话。

AWARE因此建议政府立法禁止职场骚扰，定期开展跨行业反骚扰培训，并制定通用的投诉处理政策。莎莉说：“赋予雇主明确法定义务，防止和处理性骚扰，并教育雇员可针对雇主使用的解决方法，将为根除这种相当隐秘且具破坏性的行为奠定坚实基础。”

本地职场性骚扰四案例

“难相信男人会受性骚扰” 男子举报男主管被驳回

乔纳森（化名）的男主管对乔纳森的私处发表评论，并一再要求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尽管乔纳森内部举报了这起事件，但案件被驳回，只因人力资源部认为，很难相信一个男人会遭受性骚扰。

女子在工作聚会上被猥亵公司待警方调查后才处理

玛丽亚（化名）在一次公司社交聚会上被猥亵，几名同事是目击者。但加害者声称不知玛丽亚对这种接触感到不舒服。玛丽亚向警方报案，公司也展开内部调查。几个月后，玛丽亚被告知，公司只会在警方完成调查后才采取行动，而加害者继续让玛丽亚感到不舒服。玛丽亚最终决定辞职。

女子被指示“穿着性感” 陪客户喝酒要“肢体接触”

普丽亚（化名）被老板怂恿要在深夜和客户喝酒，并被指示在办公室及与客户外出时都要穿得性感。她还被告知要与客户有身体接触。一名客户对普丽亚性挑逗，邀请她到他的酒店房间，她内部报告此事，但公司没采取任何行动。

公干被男同事要求“进房”女子向经理投诉却无下文

在出国公干期间，娜蒂雅（化名）被一位同事性骚扰，对方反复要求她到他的房间，还和她说自己很寂寞。娜蒂雅向她的经理提交了投诉报告，但经理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加害者已经计划离开公司。

记者：卢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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