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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国际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今天凌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饶先生学贯古今，无论是在学术或艺术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可说是当代罕有人能比肩的国学宗匠。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门类，上至夏商下至明清，时间跨度很宽。他的著作甚多，专著超过80种；论文1000多篇。

其中，《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14卷20大册，涉及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等，由饶先生亲自校订，集其主要著作之大成，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饶先生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深，绘画、书法方面尤其出色。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曾得到张大千的赞赏。

书法方面，行草书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都得心应手。

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原来饶先生与新加坡也有一段不浅的因缘。1968年至1973年，他曾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长期研究饶先生与新加坡关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杨斌指出，饶先生执掌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时间虽短，却是盛年时期的饶宗颐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是他研究、创作、国际交流的爆发期之一。

根据杨教授的研究。饶先生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内，其研究在原有领域如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继续高歌猛进，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清词年表》、《新加坡古事记》、《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冰炭集》、《南征集》等。

精通甲骨文的饶先生，在新加坡期间还研究了印度河谷图形文字，比较鲜为人知。他从印度河谷发现的印章入手研究，发现印度河谷图形文字和和中国的甲骨文不但颇有相似，而且相互辉映，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下研究这两种文字的异同，是华人世界首先关注印度河谷文明图形文字的学者。

饶先生在新加坡三年期间广结地缘，游历星洲、马六甲、槟城等地，搜集整理星马碑刻，完成了重要著作《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他对星马碑刻的研究，不仅在于金石的赏玩，更在于史料的价值。

随后他又出版了《新加坡古事记》一书，将民国以前有关新加坡各项史料，作一总结。此两书为后人研究星马碑刻金石及新加坡“远古”史迹大有裨益。

此外，饶先生也发表了多篇与东南亚有关的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辨正》、《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饶宗颐在新加坡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1970年，他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一场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论争期间，饶宗颐举证论辩许云樵错读《太平御览》，以致将人名梁祚和书名的魏国统连在一起。许云樵即刻复文承认错误。

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一书中，饶先生称赞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华人于海外立国，而能侧身于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不过，他对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微词。在《饶宗颐学述》一书里，他回忆起在新加坡期间的生活：“在新加坡生活待遇虽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国文化作主体的人。那里压制中国文化，我觉得很压抑。”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 新加坡虽然以华裔华人为主，但其文化氛围不如日本和法国。 “我在日本那么久，在法国时间也很长， 但并没有寄居海外沦落天涯的感觉， 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在。像我在日本， 与日本友人写诗唱和， 研究敦煌文献、甲骨拓片；在法国时， 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画， 我都觉得心理很安稳。” 

饶宗颐1917年8月出生于广东潮州，1949年前往香港，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校。饶宗颐来新加坡之前，在香港潜心学术近30年，1962年获得儒莲奖，已经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1973年，他回到香港，40余年又再创辉煌，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

他生前曾获多个殊荣，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的荣誉博士衔；成为香港大学首位“桂冠学人”荣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紫荆勳章、香港艺术发展局的终身成就奖等。而在2014年9月，更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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