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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饶宗颐今天辞世,他和新加坡的因缘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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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国际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今天凌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饶先生学贯古今,无论是在学术或艺术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可说是当代罕有人能比肩的国学宗匠。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门类,上至夏商下至明清,时间跨度很宽。他的著作甚多,专著超过80种;论文1000多篇。

其中,《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14卷20大册,涉及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等,由饶先生亲自校订,集其主要著作之大成,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饶先生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深,绘画、书法方面尤其出色。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曾得到张大千的赞赏。

书法方面,行草书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都得心应手。

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原来饶先生与新加坡也有一段不浅的因缘。1968年至1973年,他曾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长期研究饶先生与新加坡关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杨斌指出,饶先生执掌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时间虽短,却是盛年时期的饶宗颐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是他研究、创作、国际交流的爆发期之一。

根据杨教授的研究。饶先生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内,其研究在原有领域如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继续高歌猛进,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清词年表》、《新加坡古事记》、《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冰炭集》、《南征集》等。

精通甲骨文的饶先生,在新加坡期间还研究了印度河谷图形文字,比较鲜为人知。他从印度河谷发现的印章入手研究,发现印度河谷图形文字和和中国的甲骨文不但颇有相似,而且相互辉映,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下研究这两种文字的异同,是华人世界首先关注印度河谷文明图形文字的学者。

饶先生在新加坡三年期间广结地缘,游历星洲、马六甲、槟城等地,搜集整理星马碑刻,完成了重要著作《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他对星马碑刻的研究,不仅在于金石的赏玩,更在于史料的价值。

随后他又出版了《新加坡古事记》一书,将民国以前有关新加坡各项史料,作一总结。此两书为后人研究星马碑刻金石及新加坡“远古”史迹大有裨益。

此外,饶先生也发表了多篇与东南亚有关的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辨正》、《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饶宗颐在新加坡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1970年,他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一场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论争期间,饶宗颐举证论辩许云樵错读《太平御览》,以致将人名梁祚和书名的魏国统连在一起。许云樵即刻复文承认错误。

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一书中,饶先生称赞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华人于海外立国,而能侧身于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不过,他对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微词。在《饶宗颐学述》一书里,他回忆起在新加坡期间的生活:“在新加坡生活待遇虽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国文化作主体的人。那里压制中国文化,我觉得很压抑。”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 新加坡虽然以华裔华人为主,但其文化氛围不如日本和法国。 “我在日本那么久,在法国时间也很长, 但并没有寄居海外沦落天涯的感觉, 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在。像我在日本, 与日本友人写诗唱和, 研究敦煌文献、甲骨拓片;在法国时, 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画, 我都觉得心理很安稳。” 

饶宗颐1917年8月出生于广东潮州,1949年前往香港,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校。饶宗颐来新加坡之前,在香港潜心学术近30年,1962年获得儒莲奖,已经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1973年,他回到香港,40余年又再创辉煌,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

他生前曾获多个殊荣,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的荣誉博士衔;成为香港大学首位“桂冠学人”荣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紫荆勳章、香港艺术发展局的终身成就奖等。而在2014年9月,更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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