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关浣非
从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至今年7月1日，香港已回归祖国满25周年。25年时间，四分之一世纪，“一国两制”伴随香港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实践，香港过去25年的发展注定是充满挑战的，也注定是不平凡的。25载岁月，于人类发展史只是短暂一瞬，但对香港却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回归祖国25年间，香港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非典疫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直至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灾难冲击考验，香港内部也见证了一次次风浪的起起落落——2003年“23条立法风波”、2012年 “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占中”、2019年“修例风波”等，但香港依然目标坚定地坦然走过来了，由最初的被西方判定的“香港之死（Death of Hong Kong)”，在经历风雨之后，走到了今天的由乱到治以及由治及兴。
稳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过去25年时间里，经过香港各界的拼搏努力并得益于内地的发展和支持，香港各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香港标志性的金融业即可窥见一斑：
1997年，香港股票交易量为4893.7亿美元，当时并没有今天的内地与香港间双向投资渠道便利安排；而香港证券市场2021年年总成交额达411823亿元港币，按年升28%，创历史新高。日均成交1667亿元港币，比上年上升近29%。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今年5月指出，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至今，香港的新股集资额超过6500亿港元，较实施前的同一时期增加超过三成；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超过1500亿港元，较该法实施前的12个月高出近六成。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总值于2020年底达到34.9万亿港元，较该法实施前增加了两成。香港银行最近的存款总额，达到15.3万亿港元，亦较该法实施前增加逾一成。
陈茂波同时称，香港将进一步简化大中华企业到香港作第二上市的要求，为回归的中概股提供支持。他又指，香港一直革新自身证券市场制度，提升竞争力，包括一系列上市制度改革。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74间公司循新制度上市，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累计超过5800亿元，占同期香港IPO集资总额超过44%。香港亦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而自2019年至今，透过第二上市或双重主要上市回流香港的中概股发行人共21家，以市值计，合共占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总市值超过七成。此外，他又提到互联互通，认为是一项香港独创、获国家支持、其他市场难以复制的特殊优势。包括日前公布的ETF互联互通，循序渐进地不断带来新机遇，逐步打造香港成为接通内地与境外资金和市场的安全管道。
1997年底香港银行业总资产8.4万亿港元，至2021年12月底，香港银行业总资产已达263668亿港元，增幅在两倍以上。1997年香港个人人寿及年金有效业务的保费收入总额为230.11亿港元，2021年个人人寿及年金业务保费收入则为4912亿港元，增幅超20倍以上。2021年，虽来自内地的客户保险费收入锐减，但全港新单总保费为1664亿港元，较2020年的1330亿港元，增长了25%。
香港的金融体系根底雄厚，2021年外汇储备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36％，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为20.4％，为香港金融市场提供强大坚固的缓冲和抗震力。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香港排名从去年全球第7位上升至第5位。根据该报告，香港继续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在“经济表现”和“基础建设”排名亦有所上升。在子因素方面，香港“商业法规”继续排名在全球第一位，在“公共财政”“税务政策”以及“国际投资”亦位于全球前3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6月15日对此表示，香港的竞争力有赖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包括法治及司法独立、资金自由进出、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率的政府。
然而，与周边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崛起相比，应当承认香港过去多年的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多年来一直与香港存在竞争关系的新加坡比较，即可看出香港在发展持续性方面所存在的某些不足。
2021年，新加坡交易所全年证券交易额3288亿新元，同比增长12%；外汇期货交易额1.5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从2019年获得的全球第三大外汇市场的地位已不可撼动；2021年，新加坡金融服务业就业人员大幅增长，全行业创造了近一万个新增岗位。
2021年，新加坡实现的名义GDP扩大至5333.519亿新加坡元，按平均汇率换算为3968.54亿美元。以接近550万的人口计算，新加坡人均GDP已达到了7.2795万美元。与新加坡相比，香港实现的名义GDP为28616.2亿港元，折合美元为3681.01亿；按740万人口计算，香港地区2021年人均GDP为4.9727万美元。
经过不懈的系统努力，新加坡已由数年前的GDP总量及人均GDP均落后于香港变成了今天的两项指标均超越。
而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最新世界竞争力经济体排行同一榜单，新加坡超越香港位列第三，这是自去年从第一跌至第五名之后，新加坡再次排名回升。新加坡曾在2019年和2020年位居榜首，一直以来也是亚太经济体的第一名，但是在2021年从第一跌至第五。
香港经济转型新篇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是香港承前启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今年7月1日，又逢新一届特区政府开始执政，也是香港再度出发的新起点。
李家超以唯一参选人身份高票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特首，既反映了香港各界对他的高度认可，又反应了香港社会上下对他的共同期待，希望在他的带领下香港能浴火重生、破茧成蝶。
今时今日的香港，虽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及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已重回“一国两制”正轨，但不意味着其未来会轻而易举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香港需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立足于未来全球经济及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作出前瞻性的规划和布局,确立未来的支柱产业发展目标及民生改善目标，可以说使命在前，任重道远。
李家超作为曾服务过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应清楚影响香港社会和谐发展及提高政府施政效率的关键所在。在李家超当选前后，其反复强调的一个愿景和理念是 “同为香港开新篇”。在他的解释中，香港新篇“第一是同，共同的意思”。李家超强调团队精神，政府要和社会各界、广大市民共同解决问题。第二，开新篇需要新态度，就是共同以结果为目标去解决问题。“问题很多，但每天解决一个，一年就有365个，积累下来就应该有成绩了。”“第三，香港的新篇就是希望在5年里创造一个有充分发展机会而且平稳、安全的香港，通过发展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
但必须承认，新一届特区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各种威胁香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外危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旦应对不力，很可能会使特区政府努力付之东流，或者只能是事倍功半。
此前被动完成，今后要超前规划或可借鉴一河之隔的深圳
为了使香港近期及未来的发展能出现新局面，实现新进步，全面提高竞争力，香港需要树立新理念，确立新目标，形成新措施，走出新路子。
首先应当明确，发展是香港永恒的主题，香港的社会和谐靠发展，香港所有矛盾的解决靠发展，持续提高香港的竞争力是香港永远的任务和挑战。如果香港经济放缓或停滞，最终受损、受伤害的一定是香港市民、普罗大众。香港的价值也在于其功能独特的发展，李家超上任前亦强调，用好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是贡献国家的关键元素。李家超说：“‘一国两制’下，香港既是国家的一个特区，又是接轨国际的大都会，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落实和大湾区建设，可以巩固香港的固有优势，并增加一些新兴的优势，贡献国家。
为了切实实现李家超提出的全面提高竞争力的目标，香港需要强化超前规划自身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及强化支柱性产业发展的能力。香港几十年来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管治理念，一直以经济自由度最高而享誉全球，也是一个鲜见政府提出产业政策的经济体，因此香港的数次经济转型也都是被动完成的，如二战后到1951年间，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产业定位；之后一直到1969年，主要以各类贸易型轻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工业化转型；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并于90年代末趋于完成的从工业制造为主转向多元服务业的转型。为了实现未来更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香港特区政府需要跳出不干预经济的窠臼，保持政府与业界的良性沟通合作状态，定期对关乎支柱性产业发展的生态、挑战、短板进行检讨，及时形成支持支柱性产业提升竞争力及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方略和制度措施。
与香港一河之隔、GDP规模早已领先的深圳，在产业政策方面可能也用力更深，6月6日发布重磅文件——《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主要围绕“20+8”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即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个产业集群、前瞻布局8个未来产业，突出了制造业立市、精准布局、创新引领三个重点。将培育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优质龙头企业，推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现代化先进制造业园区和世界级“灯塔工厂”，形成一批包括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等在内的引领型新兴产业集群。
而在保障措施方面，深圳表示将完善产业空间保障体系，在宝安、光明、龙华、龙岗、坪山、深汕等区，规划建设总面积300平方公里左右的20个先进制造业园区（刚好对应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细分领域），形成“启动区、拓展区、储备区”空间梯度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同时，深圳还定下了明确目标：到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1.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提升竞争力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香港长期被视为与纽约、伦敦并肩的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但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冲击，近期香港金融市场表现出人才、资金外流现象，已引发各界高度关切。香港社会普遍意识到，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能否巩固，是香港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福祉的根本前提，特区政府需扛起打赢国际金融中心“保卫战”的重责。因此，香港必须未雨绸缪，摒弃自大思想，系统发现自身在服务全球金融功能及效率上的短板，积极采取措施迎头赶上。
而为了强化香港的金融功能及满足香港金融业发展需要，香港亦需及早做好人才方面的招揽及储备工作。去年12月1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连接人才与未来》为题发表网志指出，香港银行界对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大湾区财富管理这三大范畴的人才尤其供不应求。为了填补人才缺口，必须制定一个有效的人才发展策略。
而为了持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香港需进一步推进一些功能定位的具体化及可操作化，如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络人、区域创科中心等，要明确这些功能定位的实质内涵及需要参与的主体，力戒空泛地谈论概念及流于形式，破除及力避“讲咗就是做咗，做咗就系啱咗”（讲就等于做了，做了就等于做对了）的观念。
应当承认，香港20多年来虽然一直试图推动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但效果却未见理想，对经济总量及就业的贡献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8年，其GDP占比为0.6％，时至2016年，占比略升至0.7％。此外，香港虽拥有一系列国际排名靠前的高校，但每年花费在研发中的资金占GDP比重，却在多年间不足1％。香港应当看到，一些具前瞻性的经济体早已在“硬科技”领域率先布局。
如前所述，新加坡高端制造业及科技产业的超常发展对新加坡经济增长形成了重要贡献。彭博创新指数显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制造业为45万新加坡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占整体劳动力的12%。新加坡的制造能力之强，体现在精密工程、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电子以及化工等领域。
电子产业中，新加坡生产了全球约20%的半导体设备。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数据显示，新加坡半导体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来自欧美、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半导体公司，如英飞凌、意法、安华高、大型代理商安富利等都把其亚太总部设在了新加坡。
在制药行业，全球收入最高的10种药品中有4种在新加坡生产。爱尔康、Amgen、诺华、辉瑞、罗氏、赛诺菲、夏尔和默克等均把亚太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设于新加坡。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八大“硬科技”方向，也是中国在有关规划中反复强调的要在未来重点突破的关键技术创新领域。香港在这些领域应有所重点地参与，利用背靠中国、连接世界及便捷实现技术资本化的有利条件，积极挖掘内外部的科创资源潜力，力争在一定时间内突破某些专利技术本身的壁垒及产业链壁垒，以为改善香港的产业结构及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供支撑。为此，香港需进一步清晰有关政策及长远方针，并为此投放必要的资源。围绕着金融中心巩固及科创中心的培育发展，香港需要设立清晰的发展目标及配套的复合性制度支持。
强化区域竞争协调能力。香港的希望在于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枢纽作用，但需持续提升自身与周边地区功能竞争的能力及服务内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包括资产货币化转化能力及资产管理能力。香港是一个在输出商品、技术、资本、服务的同时，输入原料、要素、利润的开放经济体，其一直面对的是在市场制度、市场效率、市场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多区域、多领域、多方面的竞争，因此也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多方位出击，多角度、多形式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沟通协商，减少区域竞争的摩擦。
持续强化对外部各类要素吸引力，动员天下资源为己所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全球各类经济要素呈现出了一种极化效应，即各类要素在香港形成了空前集聚，并经过高度市场化的机制作用，释放出了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效率，因此也使香港本身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言而喻，要素的大规模集聚依然是香港实现未来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所以，香港必须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及保持效率入手，继续保持经济活动自由度，积极激励城市创新，致力激发及释放都市活力，以达到动员天下资源为己所用的目的，使香港经济得到生生不息的发展。
强化服务庞大内地经济腹地的能力。说到底，香港毕竟是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小型经济体，而要服务于一个GDP规模已超百万亿、人口数量在14亿以上的内地，需要香港持续形成独特的优势和专业能力，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香港要积极寻找确定参与内循环及外循环的切入点和可靠抓手，在内地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切实发展。
老问题与新挑战
香港所有问题的产生，几乎都可以从香港狭窄的产业结构及畸形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找到原因。
房价过高、贫富分化如何破解？
整体而论，二战后香港产业结构的数次转型，基本上都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动或刺激下，根据自身比较利益在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加之香港较为普遍的“交付文化”（即习惯于承接产业链中某道工序，将其完成后交给下个环节，并不愿意从零开始完成整个产品）及“地产霸权”对新兴产业成长空间的挤压，致使香港产业结构一直表现出低技术含量及社会人群收入两极分化的特征。
多年存在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有待继续化解，这些影响香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包袱必须卸除。
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前进，而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矛盾则是为了实现社会更和谐发展。对一些因长期社会原因所形成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也需要社会为此能建立可长期发挥作用的政策机制和工作机制。
如房价过高、社会人群收入两极分化一直是困扰香港持续增长的主要问题，过去25年来，香港特区各届政府都曾提出过香港住房问题施政设想，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一是这些设想在资源投入和制度上缺乏支持，二是这些施政设想并未在不同届政府间建立有效衔接机制。因此，欲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要解决政府的施政纲领切实落实问题；二要解决不同届政府施政政策有效衔接问题，切实建立一张蓝图画到底的保障机制。
香港目前的住房窘况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得到解决。为了拓展香港新的发展空间及改善包括住房条件在内的香港市民利益结构，上一届特首林郑月娥提出了发展北部都会区的规划，构思不可谓不宏大，但这需要多届政府不懈努力才能实现。无疑，这不仅需要各届政府与日俱进地细化北部都会区的阶段推进计划及措施，同时更需要在法律上能形成保证有关计划得到顺利推进的可靠安排。
环球经济动荡加剧，开放的香港要提前筹谋
香港还要强化未雨绸缪、及时应对社会及经济危机的能力。
6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1.0%，同比上涨8.6%。数据显示，美国CPI同比涨幅再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经合组织日前表示，预计该组织38个成员国的整体通胀率将在2022年达到8.5%的峰值，然后在2023年逐渐回落至6%。为了遏制恶性通胀，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几乎必然加息、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5月议息会议决定加息半厘，是自2000年来单次加息最大幅度，并宣布于6月1日开始缩表，正式开始加息周期。而在6月15日，美联储决定加息75个基点，创下多年未见的一次性激进加息幅度。
而美联储的快速加息必然引发全球经济及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导致资金的快速流动变化，对新兴市场甚至对高债务率的发达经济体造成冲击。欧洲央行突然于6月15日召开特别紧急会议，紧急处理南欧重债国债券被抛售所带来的融资成本暴升问题。
6月15日，日本国债期货暴跌，且在日本央行宣布救市的情况下，依旧未阻挡跌势，两度触发熔断，日本10年期国债期货盘中甚至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无独有偶，国际资本市场也出现了抛售港币的状况。
5月12日，港元触及7.85弱方兑换保证，香港金管局宣布在市场买入15.86亿港元，该操作是香港金管局近3年来首次行动。此后，又继续多次操作。6月18日，港元汇价在纽约交易时段尾市触及7.85弱方兑换水平，香港金管局承接128.19亿港元沽盘，为该周第四度买港元、沽美元。可以预见，美联储在短时间内将利率中枢提升至中性的选择，必将对香港银行业的流动性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同时要看到，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角力会进一步加剧，故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不久发表言论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内容毫不掩饰地确认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一个多月前，美国参议院就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经该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以深化对华战略竞争，并在多个领域对中国施压，当中提出多项与香港有关的修正条款。
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急速调整，除了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的快速变化，同时更可能催生新兴市场爆发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到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本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总能找到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挑战。然而，目前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俄乌冲突、通货膨胀、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美国的资产泡沫消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和供应链瓶颈，这其中任何一个危机，各主要经济体都将采取一系列相互竞争和局部的应对措施，而要找到一种合作方式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并不容易。这对外向度极高的香港来说无疑挑战极大。为了应对一些异常的外部挑战，香港或有必要考虑设立专责统筹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金融危机应变小组”。
发生公共危机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也必须预先建立应对大面积公共危机的生产、生活计划，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调度有序的公共危机应对体系和机制。香港现在尤其不能在疫情防控上沾沾自喜，还是应以尽快管控疫情、达致“清零”为目标，为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创造必要条件，以确保所谓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地位之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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