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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今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岁，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史研究，有“21世纪史学泰斗”之称。
新加坡作家何华著文一篇，细数了余英时父子与新加坡的渊源。本文写于2015年。
何华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著有散文集《因见秋风起》《试遣愚衷》《买金的撞着卖金的》《老春水》《一瓢饮》《南洋滋味》等。
当代学者余英时，地位崇高、名满天下。相比之下，知道他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人就不太多了。余氏父子和星洲各有一段因缘。余英时在1987年《远见》杂志访谈中提到：“我的父亲余协中曾担任过新加坡以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他曾写过一本《西洋通史》，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二年之间先后两次来南大执教。我因为一九五五年去美国，所以两次都没有跟着来。”1956年，南洋大学历史专业与地理专业合为一个系，简称史地系；1962年，独立成历史系（另设有地理系）。余协中两次来南大，都任教授兼系主任。
我对余协中在南大的经历很好奇，却找不到头绪。经王如明先生“点拨”，我联系上第一届南大生、历史学者崔贵强先生，向他请教，果然找对人了，崔先生告诉我：“余协中教我们《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口才不错。他当时和另一位老师贺师俊关系蛮好。”贺师俊教授，出身清华，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陈汉章的学生。清华毕业后，负笈法国巴黎大学，初攻法国革命史，后以研究《儒林外史》获得博士学位。余协中和他谈得来，大概两人的学术背景较接近。崔先生接着说，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太好，“他是亲台湾的”。当时南大学生较左倾，似乎也不太喜欢他，并向他建议请颇受学生爱戴的华侨中学的陈仰成老师来南大教课，他很生气，觉得请谁教书不是你们学生的事。崔先生还提到一件“趣事”：余先生选了一篇历史典籍，让学生断句标点。调皮的学生，找到已经有标点的书本，叫学校里的印度裔或马来裔保安，照葫芦画瓢，替他们完成作业。“句读”，很考基本功，余先生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因为和学生关系不融洽，学生就用这样的方式作弄一下余先生。崔先生谈到这件事，仍旧觉得很开心，他说当时在南大校园“传为美谈”。
关于余协中在南大的情况，从苏庆彬《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书院的岁月》一书，也可以得到某些印证。苏庆彬在书里写了“余协中老师”一节：“余老师个子高大而健硕，讲课时声音非常洪亮。他所讲的普通话，除曾克耑、张丕介老师之外，也是较易听的一位了。所以广东籍同学听课都没有大问题。可惜他任教一年后，便应聘到南洋大学去了。不久，余老师再回到新亚，……他谈到南洋大学的学生，有许多是左倾的，胆子也很大，对新到任的老师，开宗明义直接地问老师：‘你对共产党的观感如何？’”余协中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南洋大学的政治大环境格格不入。
史学家许云樵先生1957年被聘为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开设了《东南亚史》《马来亚史》等课程。1961年，许云樵先生离开南大。从时间上看，许余两位先生极有可能有些交往，希望对此有兴趣者可试试挖掘。
余协中在南大的事迹，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研究的。其实，当时的南洋大学，有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前来执教，包括凌叔华、潘重规、佘雪曼、韩素音、黄勖吾、刘太希、王叔岷、张瘦石、苏雪林等，这些南来学者或“匆匆过客”构成南洋文化史的一部分。
父亲的思想或许也会影响儿子余英时吧？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独步当代，是继陈寅恪、钱穆、钱锺书之后最重要的学者，但他的政治立场一直不变。1978年，他曾回大陆考察。在谈起那次经历时说：“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我认识一位文化界的长辈，他说余英时的学问好得不得了，学贯中西，打通古今，但总觉得哪里缺了一点，他也不明说。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譬如屈原、杜甫，都有家国情怀，文学、史学、哲学，归根结蒂是人学。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学问，写什么样的文章。
北京官方一直试图转达希望余英时再回国看看的愿望，还组织了一个安徽代表团（余是安徽潜山人）赴美沟通，结果被余英时一句“我没有乡愁”挡了回去。余英时先生也够“绝”的。这位够绝的人，与新加坡也有一段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李光耀和吴庆瑞的推动下，新加坡大张旗鼓实施儒家治国政策。中学设立儒家伦理课程；邀请海外儒家学者访新；发动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广泛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余先生被聘为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儒家伦理编写组的海外顾问，以及新成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海外董事，每半年总要来新加坡一次，指导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并参加研究所董事会议。
据吕武吉教授回忆：“我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哲学系执教之余，忝为儒家伦理编写组本地顾问，有机会常在公私场合接触到余先生。——余先生在新加坡经常是达官显要的座上客，而我们编写组几位潮州籍组员好几次请他去潮州小摊子吃饭，在热带气候的中午，大家坐在硬板凳上，夹在贩夫走卒之间，吃得满头大汗，他依旧谈笑风生，似乎不觉得和赴国宴有什么不同。”看来，余先生倒是随和自然，也懂得市井生活之趣味，这一点令人敬佩。
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余英时提出“儒学游魂”说，颇获认同。儒学游魂说的相关著作，后来由潘国驹教授主持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八方文化”出版，书名为《现代儒学论》。
去年（2014年）余英时获首届“唐奖”汉学奖，亲自赴台领奖，潘国驹教授有意邀请他顺道访新，遗憾，未能如愿。当年和余英时一起受到新加坡政府礼聘的杜维明教授，这些年来一直是新加坡的常客。倒是余先生很多年没有来新加坡了，我们期盼他再访星洲。
（写于2015年）
李光耀先生2015年3月23日去世后，“八方文化”出版了一本纪念集《学者谈李光耀》，总编辑潘国驹教授给余先生发去传真，征得先生同意收入根据他的录音整理的文章《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余先生2015年5月14日传真回复潘教授，同意收入。
（2021年8月6日 何华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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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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