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题《印度：更大的不确定性？》，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如果说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内，国际资本对印度市场的渴望最终盖过了他们对新总理民族主义倾向的疑虑，那么在“莫二期”开始之后的几个月内，曾经的恐惧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印度教民族主义曾经催生出2002年悲剧性的古吉拉特邦骚乱，而在17年后，更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正在印度被徐徐释放出来。
文/刘怡
2019年9月27日，抵达纽约参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准备发表演讲
“全世界90%的政府会羡慕印度已经拥有的一切：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信仰同一种宗教，其余的少数派总体倾向和平，在社会和历史上都与前者高度融合。然而现在却莫名其妙地举起一杯毒酒，仰头灌了下去。” 2019年最后一周，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商业标准报》专栏作家米希尔·夏马尔（Mihir Sharma）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围绕12月12日生效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B）爆发的全国性骚动在印度已经持续了超过三个星期，造成至少28人身亡，但中央政府毫无让步的迹象。12月25日，莫迪总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称：“那些因误信人言而造成公共财产重大破坏的家伙应当闭门思过，问问自己走的路到底对不对。”包括首都新德里和骚乱重灾区阿萨姆邦在内的多个地区已经启动了局部“断网”措施，警方逮捕了超过3000名街头示威者和政治活动家。自莫迪所属的人民党（BJP）于2014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哪一项政策引起过如此激烈的反作用。前国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曼德尔（Harsh Mander）直白地表示：“这就是一场内战。”
上任第五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变得越来越不像那个国际资本熟悉的“印度推销员”。整个2019年，人民党政府的大政方针都在“边缘政策”之路上狂飙：2月底，由于一场印方发动的越境空袭，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走到了战争关头。8月初，议会通过《查谟—克什米尔重组法》，取消了这个危机四伏的边境邦自1954年以来拥有的特殊保护地位。11月9日，最高法院推翻9年前的裁决，宣布将北方邦宗教圣地阿约提亚（Ayodhya）移交给一个印度教基金会管理，允许在当地兴建印度教神庙，从而给1992年造成超过2000人丧生的“阿约提亚骚乱”画上了句号。又过了一个月，酝酿三年之久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木已成舟。后三项决定是在5月19日大选落幕之后的短短半年内“加急”落实的：由于以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那场选举中赢得了人民院（下院）545个议席中的353个，莫迪将会继续执政直到2024年。
换言之，“莫二期”开局仅仅7个月，人民党及其领导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恢复他们由来已久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要以文化潮流、个人权利甚至公共安全层面的“印度教徒优先”彻底改写独立以来的整部印度当代史。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经济在2019年正陷入最近六年来最艰难的困境：超过9%的失业率创造了最近45年来的新高，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增长率（4.5%）还不到18个月前的一半。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将他们对2019年印度GDP的预估增长率下调到了低于6%。历史悠久的民间“影子银行”基础设施租赁与服务公司（IL & FS）的债务违约危机已经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五大“影子银行”中有三家接踵“爆雷”，全国第二大商业银行旁遮普国民银行则在24个月里第三次遭遇坏账袭击，连带导致实体经济大受其害。贸易状况同样不甚理想：由于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问题上态度逡巡，印度出口商品额在今年5月之后呈现直线下滑趋势，给“莫二期”的前景投上了新的阴影。
2019年10月12日，新德里贝拉神庙举行的印度教《吠陀经》讲读活动
在今年10月的一则社论中，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部曾建言莫迪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把更多政治资本投入到（经济）改革中”，“搁置社会议程、重拾其经济改革者的名声”，这符合国际资本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内对这位“总改革官”的态度：只要开放市场的总体趋势不被遏止，外国投资者可以暂时容忍类似“废钞令”这样的过激操作。问题在于，进入“莫二期”之后，人民党当局似乎已经不在意经济数据，宁可付出高昂代价也要将其“印度教特性”议程推进下去。这让自视为爱国者的夏马尔感到不寒而栗：“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一直是巴基斯坦政府在奉行更鲜明的宗教民族主义路线，结果是一场经济和社会灾难。为何在70多年之后，印度却要去模仿它那个不成功的兄弟？”不只是夏马尔，全世界都想知道答案。
“拼经济”
当人民党在2014年大选中终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大党纪元”之后，欧美媒体谈论的都是新总理政治履历中那些可能令人诟病的“疑点”：他和右翼准军事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的关系，他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女性、低种姓农民和穆斯林群体在他执政下的州变得越发贫穷的境况。曾在2009年采访过莫迪的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回忆起，当他试图诱导莫迪为古吉拉特邦政府在2002年骚乱中的明显失职道歉时，对方冷淡地回答道：“调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结论了。”就连莫迪的长期支持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籍教授拉贾·莫汉（C. Raja Mohan）也承认：“对‘印度教国家’目标的进一步推进，势必会给印度外交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成本。”“印度教极端主义的复苏，可能会让莫迪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国际政治目标彻底落空。”
但莫迪的“卖点”比他绵延不绝的“疑点”更吸引人。卡普兰回忆，当他和还只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谈论起当地的经济发展前景时，未来的总理掏出一张统计数据纸，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了古吉拉特邦高达10.2%的年均GDP增长率、新铺设的1400公里长的乡村自来水管道、占全国半数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及已然解决的供电缺口问题，“样子就像是一家跨国企业的CEO”。对印度这个亚洲最后的单一新兴市场的渴求，以及对新总理“拼经济”诚意的信赖，使得跨国投资者宁愿忽略人民党上台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莫迪利用了这种心理：登台组阁之后，他欣然以“印度总改革官”自居，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无论是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统一税制还是发起“清洁印度运动”（SBA），看上去都大大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率和城市化水平的总体目标。“莫一期”前四年，印度GDP平均增长率高达7.23%，完美契合了投资者的期待。
问题在于，人们似乎选择性忽视了另一点：在“拼经济”的同时，一些令人担忧的特质没有发生改变。相反，身为改革家的声望正在为他强化自己专属的社会动员机制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和发生在美国、匈牙利的情况类似，莫迪在第一个任期内悄然建构起了关于自己的政治神话，其效用正变得越发显著。
2014年9月4日，时任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在孟买参与调停和政治盟友“湿婆神军”的分歧时，发表演讲
统计学者早已觉察到了莫迪赖以成名的“古吉拉特奇迹”存在的矛盾之处：在名义经济增长率获得惊人增幅的同时，当地5岁以下儿童中依然有23%存在营养不良现象，政府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预算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类似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这位“总改革官”的全国性蓝图：风风火火的“清洁印度运动”被官方统计数据证实至多达成了70%的农村厕所覆盖率，而它在四个北方主要邦的实现率更是低达55%。2016年11月仓促推行的“废钞令”除去造成了一段时间的流通现金短缺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外，对打击猖獗的地下金融活动几乎毫无助益。假使类似的情形是在国大党执政期间，舆论场恐怕早已沸腾，政府则将如坐针毡。
吊诡之处正在于此：由于在位者是莫迪，本当出现的问责之声几乎遽然消解，剩下的只有类似“至少他已经在尝试了”之类的变相袒护论调。类似的情形在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治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莫迪面对的舆论环境之宽松，实为最近40年所罕见。这固然需要归因于国大党的持续溃退和农村选民（他们在“莫一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财政扶助）对莫迪的“回馈”，人民党明暗结合的双重基层动员机制同样贡献莫大。
“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是莫迪的支持者实施动员的核心组织。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大党的世俗化共和主义路线。1948年1月，一名“服务团”前成员暗杀了“圣雄”甘地，这使得该团体一度遭到禁绝；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总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之后，“服务团”以反对派阵营重要力量的角色重新崛起，并在底层印度教信徒中建立起了威望。莫迪从8岁起就是“服务团”成员之一；到了1985年，他又被安排加入重组之后的人民党，成为该党内部中右翼势力的重要一员。当然，未来的总理随后就为自己建构了一种相对超然的外部形象——作为“古吉拉特奇迹”的缔造者，莫迪敞开胸怀拥抱“服务团”向来敌视的私人资本和外国商人；但这并不妨碍“服务团”在每一次选举和每一次公共事件中作为执政党的代理人现身。
按照《印度快报》2016年的一则报道，“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正式成员人数约为500万～600万人，分散在至少6万个基层分支（称为“沙哈”）中，堪称印度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经常身着统一的白衬衫和卡其色短裤、手持长棍，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体瑜伽练习和体育活动，也会参与各类社区服务以及灾害救援。但更重要的活动是政治性的：“服务团”成员几乎渗透到了印度一切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活动中，对一切可能危及印度教社区利益和“印度教特性”的征兆都保持高度警惕。在地方和中央议会选举期间，他们分散的组织可以起到政党难以企及的宣传、鼓动作用；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族群冲突中，“服务团”也从未缺席。
“在次大陆的独立事业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国大党的支持者，米希尔·夏马尔感到愤愤不平，“实际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应当分成两个国家’这个想法根本就是由巴基斯坦的缔造者提出来的，它和今天的印度没有一丝一毫关联。”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置于现实政治之上，认为塑造一个同质化的“印度民族”的重要性远高于维持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背景的大国的统一。这种意识形态正是“莫二期”一系列危险决定的心理动因，它就是“印度教特性”。
2016年12月16日，加德满都民众在尼泊尔国家银行门口排队等待兑换印度卢比
“印度教特性”
应当承认，“莫二期”的执政重心由经济改革转向宗教和社会议题，在大选开始前即已有迹可寻。人民党在今年4月8日发布的竞选政纲中已经承诺要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而在去往北方邦和阿萨姆邦的拜票之行期间，莫迪又就阿约提亚问题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提前做出了预告。与其说是这几项政策的偏颇程度引发了今天此起彼伏的骚动，倒不如说是公众对莫迪“总改革官”的声望过于迷信，不曾料到他退入“印度教特性”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用夏马尔的话来说，就是“执政者抛弃了国家本身的建立之基”。
这个让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牵肠挂肚的“印度教特性”，问世时间并不比甘地—尼赫鲁一系的世俗共和主义更早，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才现出雏形。它的发明者、政治活动家维纳亚克·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认为，独立的印度民族国家必须建立在印度教信仰基础之上，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被视为这个理想化的新国家的合法成员，历史上征服过南亚的伊斯兰教莫卧儿帝国和基督教英国殖民者则是“印度教特性”的破坏者。在萨瓦卡尔的描述中，“印度”（Hindu）或者说“自然印度”是一个同时涵盖了“文化—民族—宗教”三位一体身份的整全概念，有独立于其他文明的创世传说、语言系统和价值观，从神话时代延续至今始终不曾断绝。而印度从英国统治之下重获独立的过程，同时也应当是排除异质、对“印度教特性”遭受的“扭曲”加以修复的过程。换言之，分治之后留在印度领土上的穆斯林是“非自然”的，应当被排除出去。
南亚学研究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认为，所谓“印度教特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它并不追求把今天的印度变成一个全然复古的神权政治国家，但显然比甘地—尼赫鲁一系的多元主义建国原则更保守、更缺乏包容性。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一种现实政治策略——所谓“印度教”，本身是殖民时代英国政府对南亚一系列拥有相近神话源流和偶像崇拜的土著族群的笼统泛指，即使是萨瓦卡尔本人也未能对其做出清晰的界定。在流变过程中，南亚土生的耆那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等群体也被归入了泛称的、文化意义上的印度教。而“印度教特性”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政治中一步步崛起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样不可脱离现实的国内外环境：和欧洲兴起的“疑欧主义”一样，它代表了一种对现状的焦虑与不满。
11月9日印度最高法院就阿约提亚圣地问题做出的裁决，与“印度教特性”的复苏具有直接关联。1992年12月6日，15万名“世界印度教议会”（VHP）和人民党成员涌入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Rama）的出生地阿约提亚，将18世纪莫卧儿帝国在此修筑的巴布尔清真寺（Babri Masjid）夷为平地，理由是“光复印度教圣地”。考虑到有超过2000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而《罗摩衍那》宣称摩罗生活的时间约在距今88万年前，整个事件显得极为不合逻辑。但联系当时印度所处的时代背景，便可知事出有因：1991年5月，前总理、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拉吉夫·甘地在大选前夕遇刺身亡，印度政坛一时进入政治真空期。同月，海湾战争造成的油价暴涨导致印度外汇储备濒临枯竭，赤字严重的国家财政几乎陷入破产状态。尽管临危受命的新总理拉奥最终稳住了局面，但由于苏联解体、外援近乎中断，政府只能通过大幅贬值货币和私有化政策实施自救，从而彻底终结了以国大党一家独大、经济领域的准社会主义和外交上的不结盟作为特征的第一共和国时代。在这个纷乱的转型期，“印度教特性”作为一种对第一共和国模式的逆转而崭露头角，并不算新鲜。
与阿约提亚事件几乎同时，人民党的政治盟友、另一股“印度教特性”的虔信者湿婆神军（Shiv Sena）在孟买策划了针对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袭击事件，造成超过900人遇难。作为报复，三个月后，孟买穆斯林黑帮在全市公共场所引爆了12枚汽车炸弹，伤亡者高达近千人。到了1994年10月，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市再度爆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死伤者达数百人之多。尽管官方毫无例外地宣称暴动系由“巴基斯坦代理人”所策划，但在冲突中表现最亢奋的恰恰是推崇“印度教特性”的本地中产阶级。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针对的非法移民问题原本乃是历史积累所致：三次印巴战争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难民迁徙到印度境内，长期战乱的阿富汗也有一批外逃者进入印度；但由于印度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字国，这批外来人士既无法入籍印度，也不能以难民身份获得必要的保障。加之随着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崛起，已经有至少1500万孟加拉国公民非法进入印度务工，给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经济数据的统计带来了巨大麻烦。因此早在2016年，莫迪政府即有心向这批非法移民中的非穆斯林人士提供入籍机会。但“莫二期”才是整项计划瓜熟蒂落的最佳时机——以国内政治环境论，执政党刚刚赢得大捷，反对派的阻挠不再构成威胁。国际环境方面，本土主义、平民主义之风吹遍全球，以多数派族群的喜好作为准绳俨然成为通例。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党政府才能顺理成章地将如此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写入《公民身份法》：任何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因宗教迫害或惧怕宗教迫害而进入的印度的阿富汗、孟加拉国或巴基斯坦公民，当其属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以及基督徒时，皆有资格申请入籍。
穆斯林被排除在了入籍门槛之外。这既是“印度教特性”在莫迪执政时期的一次大爆发，更是一场政治上的再分化。那些反对修正案的世俗派印度教人士同样成为等级制的被动受益者，从而为穆斯林群体所疑惧；有望获得入籍资格的移民则势必成为下一场选举中人民党的铁杆拥趸，为执政当局增加了新的票仓。和这样的收益相比，暂时性的骚动以及知识界的批评都变成了可承受的代价：他们本来就不是莫迪的基本盘。
2019年12月16日，印度旁遮普车站的装卸工正在从货运列车上卸下水泥
被释放的洪流
如果说对“印度教特性”的宣扬构成了莫迪时代政治氛围极化的意识形态基础，那么渲染“巴基斯坦威胁论”就是它在安全领域的投射。这一点乍听起来相当背离常识：一个总人口仅仅相当于印度1/7、GDP规模刚刚超过印度1/9的贫穷邻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颠覆印度的安全保障。但如果把拥核国家巴基斯坦的存在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那种偏执的自我认知结合起来，事情就很清楚了：占据全印度总人口大约1/7比例的穆斯林群体（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巴基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数量）的存在，历来都是人民党及其追随者眼中的“非自然”现象。给穆斯林群体扣上一顶莫须有的“里应外合危害印度安全”帽子，可以为国内政治中新的等级秩序的确立提供正当性。追求绝对同质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一切现实治理问题归咎于异质群体的存在——如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图尔·科赫利（AtulKohli）在其专著《民主与骚动：印度增长中的治理危机》中指出的那样，一个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政府会倾向于给不同族群提供与其需求和规模相适应的发展空间，缺乏此种能力的政府则会放任优势阶层自行建立正当性并付诸实践，代价则由整个社会承担。
悬滞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便是这种代价的一部分。1947年印巴分治成型之时，克什米尔大君辛格不愿在两国之间选边，希望建立独立的新国家。但该邦的地理位置过于微妙，恰好在印巴交界处，因此在1948年被两国军队各占一端，形成对峙态势至今。部分考虑到国际舆论对当地局势的高度关注，部分也是希望营造对穆斯林群体的善意形象（印控克什米尔总人口的68%为穆斯林），在国大党执政时代，查谟—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被印度宪法赋予了特殊地位，拥有较大的政治自主空间。但新的怪圈就此形成：克什米尔本地政党越是要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就越是会和新德里当局强化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扩大对巴基斯坦的陆上安全优势的动机产生分歧。漫长的政治拉锯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本土主义者最终失望，转而容忍有巴基斯坦背景的激进武装分子（这一点甚至得到巴方的承认）进入当地，流血事件于是越发层出不穷。
即便如此， 2019年的一系列动作还是令所有人感到瞠目结舌。今年2月底，印度军方以亲巴分离主义武装在克什米尔袭击警察为由，越境空袭巴方境内目标。在随后的小规模交火中，印度有一架战斗机被击落，一架直升机因事故坠毁。这一事件导致“巴基斯坦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也为人民党当局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积累了舆论准备。随后一俟“莫二期”开局，8月5日，印度国会即宣布废除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并通过《查谟—克什米尔重组法》将其重新划分为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Ladakh）两个中央直辖区。经此操作，印度教移民将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势必遭遇剧变。
然而印度教政治精英看似屡试不爽的动员操作，同样可能释放出始料未及的洪流。《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全印度引发的骚动，中心之一固然在德里的穆斯林背景高校，在另一个重灾区阿萨姆邦（Assam）掀起的却是反对接收一切移民的声浪。作为一个被孟加拉国和缅甸领土包围的边境邦，阿萨姆历来是东部非法移民进入印度的落脚点；自觉利益受损的当地土著居民在2013年力促中央政府批准了新的国民身份登记（NRC）制度，要求所有阿萨姆邦的在地人士提供各种文件证明其“来路”。截至2019年8月31日，3300万阿萨姆人中已经有190万被裁定为“身份可疑”，正被陆续送入拘留中心，等待遣返回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然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通过，将导致这批非法移民中的非穆斯林重新获得入籍印度的机会，从而令支持人民党政权的当地精英阶层（人民党也是阿萨姆邦的执政党）大感震怒。虚拟的“印度教徒同盟”因此出现了裂痕。
而在11月19日，莫迪的忠实盟友、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还公开宣称，将在“莫二期”把国民身份登记推广到全国。政府已经为此拨付了18亿美元的专项预算，计划从2020年4月开始启动登记程序。受冲击最明显的将不再只是穆斯林群体，还包括莫迪一再宣称希望保护的赤贫印度教农民——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南亚次大陆上但一字不识的低种姓贫农，如今也要殚精竭虑地翻出一系列文件，证明自己从独立之日起就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人民党的支持者认为他们这样做有利于达成恢复“自然印度”的目的；但就像仓促推进的“废钞令”以及税制改革一样，动荡造成的代价最终会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很少有民选政治人物在第二个任期内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个任期，即使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不例外。《金融时报》编辑部提醒印度总理要珍惜他的未来5年任期；而这位已经成为神话的强人似乎还没有完全想好，他应当为谁而珍惜，又将以何种方式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