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1819年时，为了巩固其对华贸易的垄断特权，在时任一名东印度公司的副总督的策动下，对荒芜的新加坡岛进行了占据和开发。
根据英国殖民当局最初的数据统计，在殖民地建立的首年时间里，全岛共计人口仅1000余人，其中以当地土著占据了80以上的人口比例，欧洲人和华人的数量都在一百人以来。
但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以及对华贸易量的日益增长，这座原本荒芜的小岛逐渐发展成为贸易、商业和航运极为发达的港口城市，其完善的司法、教育、医疗体系吸引着大量的欧洲和亚洲移民前往此处。
到1830年时，由于清朝国内经济的逐渐萎缩和崩溃，底层百姓的生活愈加困难，甚至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食不果腹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在位于沿海的广东和福建更为严重。
由于清朝实行严格的禁海制度，以靠海捕鱼为生的沿海地区百姓顿时失去了生存的最基本工具，而由于滨海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并且人多地少，致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经济较之内地更为落后。
因此在生存的迫切需求的刺激下，大量广东和福建的底层百姓开始冒着被官府抓捕的风险，而下海求生。
而作为新生殖民地的新加坡，由于其较为开放的移民和劳工政策，以及较为宽容的种族政策，和大量的劳动与商业机会，无疑让其在第一时间成为了那些冒险下海求生的百姓的首要选择。
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的国门在英国炮舰的攻击下，逐渐被打开，加之国内战争的不断摧残，大量无地农民和破产的城市工商业者为了生存，辗转通过各地的通商口岸，前往海外求生，这其中新加坡仍然是作为首选地之一。
到1865年时，华人已经占到了新加坡总人口的65%以上，他们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的闽南人、潮州人、粤语群体和客家人。
其中，闽南人的人数最多，他们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通商之初，便来到了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商贸活动的主要掌控者之一，而潮州人作为当地的第二大方言社群，成为他们的最大竞争者。
而粤语群体大多以木工、旷工、农业劳工为主，他们构成了新加坡社会中的工匠群体，其中诸如裁缝、木匠、泥瓦匠等行业基本被他们囊括。
客家人则主要在港口从事转手贸易，他们一般在港口停留数日后，便将清朝内地洋务运动中急需的锡矿装船转运。
不过无论是哪种群体还是哪种职业，他们最终能够在新加坡定居下来的人都极为少数，即使是在英国于1852年颁布《归化法》以后，对移民定居新加坡给出大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也仅有为数很少的大商人选择了加入英国国籍。
而大多数移民其最终目的仍然不是定居新加坡，加入到对这个新兴殖民地的开发建设之中，而是希望在这里奋斗辛苦几年，等赚足够钱，便回到国内。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大多数旅新华人基本忙于埋头赚钱，并定期将赚到的钱寄回给国内的家人，而对于当地的各项公共事务关心极少，虽然英国早在建设新加坡之初，便预留了其他族群，特别是华人参与管理的空间，但华人的这种恋乡情结，注定不能对当地的公共事务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