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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大博士生“潜伏”四年收集情报,曾申请新加坡政府多个职位

6月16日,新加坡卫生部通报初步统计:今天新增确诊24例,6万2339例。新增病例当中,境外输入5起,本土病例19起。

昨日(6月15日),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发文告指出,40岁本地男子姚俊威在内部安全法下被拘留两年。

内安局指出,姚俊威为获取金钱报酬,试图通过到新加坡政府机构任职、向新加坡一些人士索取资料等行为,收集新加坡的有关情报,同时,他也为外国情报部门物色人员。

(图源:Dickson Yeo 脸书)

天之骄子的秘密活动

新加坡籍男子姚俊威(Dickson Yeo),曾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Dickson Yeo曾发表过许多研究成果,可谓“天之骄子”。

2015年,他开始为外国情报部门工作,向美国空军一名文职人员取得一份关于日本购买美制F35战机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的报告。

2018年,他在新加坡成立美国知名公司Resolute Consulting同名的幌子咨询公司,以招聘为名,收集了400多份简历,大部分是享有机密权的美军和美国政府官员。他之后向他们邀稿,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之交给外国政府。

高学历的他还申请了新加坡政府的多个职位,希望能够利用职务之便搜罗更多情报。然而,新加坡政府并未录用他。内安局发言人表示,想要申请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职位必须先通过一系列安检。

作为研究者,姚俊威曾以写研究报告为名,尝试联络新加坡许多消息人士,以便探听新加坡的各路情报。

在美国的活动与判刑

姚俊威在2015-2019年四年期间,多次到访美国,除了撰写政治领域研究报告,暗中还有一个秘密任务——为外国情报部门进行情报收集。

2019年1月,他飞赴美国,通过利诱美方军方、政府官员以将美方情报转交给第三国。他的联系人甚至包括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

2019年11月,他向美国陆军一名军官要求提供保密信息。该军官举报,结果姚俊威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被逮捕。

2020年7月24日,姚俊威在美国法庭承认,自己为外国政府非法收集情报。

2020年10月9日,他被判坐牢14个月,从被逮捕之日算起。

根据美媒报道,姚俊威在检方呈给法庭的签名证词中,承认自己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与情报人员见面不下20次,而且到访中国时获得特殊待遇。

他最初是收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报告和情报,后来把工作重点转向美国。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在美国庭审时,他坚称自己支持中国,没有出卖新加坡利益。

去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他说:“但我想指出,美方执法部门为了抹黑打压中国,近来不断炒作所谓‘中国渗透’‘中国间谍问题’,已经到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

汪文斌说:“众所周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猖獗地大搞间谍窃密活动,连自己盟友都不放过。这些都有实据可查。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贼喊捉贼”,停止利用所谓间谍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去年12月30日,姚俊威被遣返回新加坡,入境之后被内部安全局逮捕。

内部安全局指出,他曾向美方透露,自己除了收集美国情报,同时也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

其导师被指为外国代理人

2017年被驱逐出境

201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被指是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与合作,利用学者身份和职务,接近新加坡具有影响力的名人,企图影响新加坡外交政策,有意识地在暗地里推进另一个国家的议程。

黄靖否认这个指控。

很巧的是,黄靖是姚俊威的导师。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黄靖指出,姚俊威只是系里其他同事转介给他的,是他所监督的六位博士生之一,但也是表现最差的。

去年8月,《联合早报》引述黄靖说,“我真的很意外,但我很高兴他落网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害羞又谦虚,但他渴望成为一号人物。你知道,就是那种自我重要感。在那之后,我对他没有太大印象。”

黄靖教授和妻子杨秀萍的永久居民身份已被取消,并被驱逐出境。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言人表示,将会加强学生的监督和提高风险意识,并称对任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

新加坡内安局表示,“新加坡政府严谨看待任何与外国政府建立不当关系,并听命于外来势力、参与有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活动,包括双边关系。”

新加坡曾出现过的一些间谍案

新加坡逮捕美国领事、ICA官员

1961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工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政治部就是现在的内部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政治部承诺给予这个官员优厚报酬,并保证,万一东窗事发,会把他和家人送去美国,保证前途。该官员三天之后向上司柯里顿报告,柯里顿向总理李光耀报告。

李光耀给柯里顿下指示说,“必须彻查此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要时刻谨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并下令设圈套。

1961年4月,三个美国人不知事情已败露,钻进了圈套。三人到了乌节路附近的一家公寓内,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官员是否诚实,结果被一网打尽,当场被捕。

三人当中,一人是美国驻新加坡领事,有外交豁免权,新加坡政府只能放人;另外两人,一个是CIA驻曼谷官员,一个是CIA驻吉隆坡官员,新加坡政府发出为期一年的扣押令。按新加坡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判12年监禁。美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对此案一无所知,引咎辞职。

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克亲笔签名,给李光耀致信,称:“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任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李光耀通过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即大使)薛尔克向美国传话,如果美方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释放二人,同时保密。

美国回应,愿意支付100万美元,但对象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大怒,认为此举是在收买政治领袖,是严重的侮辱。

在薛尔克再三斡旋下,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后释放了ICA的那两名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到,“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1965年9月2日)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公布此事。却没想,美国国务院全盘否认,对李光耀的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中了印尼人的诡计”。

李光耀回应,“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The Americans stupidly deny the undeniable)。

之后,李光耀公布了美国国务卿四年前的那封信。

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否认。

苏联“红燕”出手

新加坡使馆译电员被套路

1980年3月25日,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译电员黄庆顺因间谍罪被判刑十年。

黄庆顺(Alan Wee Kheng Soon)1950年出生,1967年进入新加坡外交部工作,1978年被派往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译电员。

黄庆顺与妻女在莫斯科住在由新加坡政府租下的公寓。1979年5月,黄庆顺在公寓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自称是黄庆顺所住公寓前任住户、调任回国的新加坡外交官的好友,叫柳芭。

两人搭讪起来,之后约在附近的一家名叫Labrinth迷宫的餐馆吃饭。饭后,两人到酒吧喝酒、跳舞,一直到凌晨一点半。之后,柳芭把黄庆顺带回自己的一房式公寓,两人聊天、喝酒,之后一起过夜。

交往一个月不到,柳芭向黄庆顺表明自己的克格勃特工身份,威胁黄庆顺,要把两人亲密的照片交给他妻子,也威胁对他妻女下毒手,要求他交出使馆译文的代码。

黄庆顺没有将此事告知妻子,也没有向大使报告,而是到公寓附近的地铁站,向柳芭陆续提交使馆的机密电文,同时继续与她幽会。最后,黄庆顺把整部译电密码交给了柳芭。

作为交换,克格勃允许黄庆顺以非正常途径进出苏联,方便他从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终在赫尔辛基被芬兰警方逮捕。已经掌握线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将他召回国内。黄庆顺自知东窗事发,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苏联,结果被无情拒绝。

黄庆顺回到新加坡之后,即刻被逮捕并告上法庭。

主控官指黄庆顺不配合调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出事之后,意图留在苏联,不肯归国。

在庭审时,黄庆顺供认,有一次柳芭指着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毁的奔驰车,告诉他,如果不与她合作,她可以随时安排这类车祸降临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驳,“对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胁手段来逼你交出东西,但对方从未逼迫你继续与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黄庆顺罪名成立,认为他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害;他面对的两项间谍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开执行,一共判刑十年。

新加坡驱逐苏联使馆二等秘书

1982年2月22日,新加坡驱逐苏联驻新加坡使馆二等秘书拉尔金(Anatoly Alexeyevich Larkin)和苏联官员邦达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ndarev)。

新加坡政府文告指出,拉尔金自1979年9月就派驻新加坡,是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假冒欧洲一家报馆的记者身份,谎称是瑞典公民,接触新加坡无症部队一名技术少尉,向他承诺金钱报酬,换取敏感军事信息。少尉向上司报告,此事暴露。新加坡政府将 拉尔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加以驱逐,限定24小时内离境。

邦达列夫是船厂监工,派驻在新加坡吉宝船厂,负责监督苏联商船的维修。他以介绍生意为甜头,从1979年10月发展新加坡本地一名商人,扩大他的情报网。新加坡政府随即撤销邦达列夫的工作准证(Employment Pass),被令24小时内离境,永远不批准入境。

当年,苏联情报人员在东南亚的活动猖獗。1981年底,三名苏联外交官因涉及间谍活动,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1982年2月中旬,苏联驻雅加达使馆武官和一名航空公司经理则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