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陈滋英住在金融街90平米的房子里，小区平均房价超过12万元/平米，但空荡荡的房子常让她觉得孤独、慌张。她决定，不能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了，搬进了到处都是人的养老院；
郭京花活到71岁都匆匆忙忙，终于在养老院的理发室剪了个年轻、时尚的发型，为了让脸上的斑淡一点，她每周做一次脸上针灸；
90年代，两个孩子都出国发展，吴堂娇两夫妇决定和更多的老年人“抱团”。吴堂娇在养老院把自己出生、上大学、工作，做成三个视频：人生的开始、行医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后一段关于老年生活的，还在剪辑之中。
70多岁的王中齐每天坚持在电脑上写文章，他的自传已经有一本《红楼梦》那么厚，他讲述了自己化解孤独和寂寞的办法，“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紧，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才没事，这一天我就过得很充实。”
衰老对所有人一律平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3%，意味着我们身边每6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们有的在家中安享晚年、有的选择了养老机构。
我们找到其中四位老人，他们讲述了选择养老机构抱团养老的经历。
“住进养老院，心里踏实了”
1992年退休的时候，陈滋英拥有了第一架钢琴，现在摆在养老院她的房间里，盖着白色碎花的布防灰。这架木质结构的钢琴已经陪伴陈滋英26年，刚买钢琴的时候，她跟着4岁多的外孙女一起学，到现在，外孙女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只有钢琴还陪着她。
女儿和女婿在意大利定居，2005年，女儿把她接过去住了一年半，逛遍了意大利100多个教堂。在那里，“我自己又不会开车，我没法生活，所以我还是很孤独。”2006年5月回到北京以后，陈滋英的老房子拆迁、回迁房安置在金融街附近，那是全北京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现在每平米房价超过12万元。
白天，数以万计的白领随着车流涌入这一地段，金融街区域金融机构管理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6.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60%，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对陈滋英来说，这栋价值不菲的房子也仅仅是一个“家”而已。2010年老伴去世，90平米的两居室只留下她一个人。陈滋英觉得无聊的时候，把老朋友叫来家里聊天。因为工作的关系，过去的朋友们大都住在北京的西北边，弟弟更远在回龙观，地图距离超过20公里，搭公交往返得两个小时。
长期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陈滋英觉得害怕，每到晚上六点，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琴也不想练了、总觉得有人藏在房子里、外面敲门也不敢答应，她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助眠，躺在床上，血压会突然升高到200，心率也超过了100，心脏“嘭嘭嘭”的跳动。女儿联系朋友、亲戚把她带到医院，心电图、核磁共振都做了，什么生理病症都没查出来。
到2017年，每个月都要闹上这么几次，前前后后仅呼叫的120救护车就不下5次，在一家以精神科为长的医院，医生判断，80多岁的陈滋英患了“焦虑症”。
她决定，不能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了。2017年5月，陈滋英搬进了养老院。进了养老院，陈滋英心里踏实了，养老院到处都是人，“吃饭也吃得很好，睡觉也睡得很好”，马上胖了六斤。
养老院平均年龄86岁，陈滋英81岁，算是个小妹妹，同住的老人们有文学家、雕塑家、医生和演员。她的朋友“有当过新四军的，有当过志愿军的，有当过野战军的，还有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英文翻译。”
养老院内，很多老人的孩子都不在国内，住在她隔壁的是一位92岁的书法家，儿子女儿都在新西兰。平常，陈滋英想和女儿通个电话都要算时差，隔着6小时的时差，北京的夜里十二点，意大利的天刚亮。
81岁生日那天，女儿给她定了一盆兰花，快递到了房间里，摆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每一朵花都开得灿烂。那天，女儿的两个朋友来养老院接走陈滋英，带她在外面吃了顿西餐，算是代替女儿尽孝心了。
“所以我就觉得她虽然说那么远，但是我们还是很近的”，科技多少拉近了和女儿之间的距离，每天，女儿通过微信消息能知道她的动向。陈滋英的桌子上常年放着一个放大镜，她眼睛不好，要通过放大镜看手机上的消息。
陈滋英和女儿开玩笑说，“小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托儿所，因为我们要上班，两岁就全托，我老了以后她把我送到老人院，送到这儿全托。”
陈滋英说，“我现在状态就是，身体无病、心中无事。”
“我这头是不是有点时尚”
刚搬进养老院的时候，郭京花推着坐轮椅的老伴下楼遛弯，老人们都主动和她打招呼，劝她多带着老伴出来走走。
年轻的时候，老伴得了血栓，腿脚不利索。身体上的不适影响着心情，今年4月，老伴突然不想吃饭、整天叨叨“怎么还不死”。
78岁的养老院邻居于大姐专门写了三篇文章，讨论《对待疾病我的亲身体会》，送过来，让郭京花念给老伴听。
郭京花的房间门口，有人给送来新鲜蔬菜，要她给老伴做饭；有人送来酸奶和小吃；有人邀请她推着先生一起去晚上7点的音乐健步走，即使不能下轮椅走走，来一起热闹也能对心情好。
养老院里，老人们有一种说法是，“这应该是最后一站了，就是咱们家吧。”
郭京花住在一层，把房间外面的一块空地布置了一下，铺上木地板、建了围栏、摆上茶几，能利用这块地方平常让老伴晒晒太阳。
晒太阳，在过去也是奢侈的事。老伴出门得推着轮椅，老两口原来在家的时候，轮椅把小区里普通人行走难以察觉的不便放大了：路面不平的颠簸、石子多、路窄不方便轮椅转方向、车停的到处都是走不了轮椅……因此，老两口大多数时候待在家里，只能对着电视消磨时间。
对健康的人来说，坐沙发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老伴可能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以郭京花的力气，她一个人没法把他扶起来。“要是在家里，除非去找要好的街坊，人还有不在的时候，是不是？”
养老院组织了各种活动，有练书法的、唱歌的、教画画的，品尝餐厅的小点心、喝咖啡、量血压、按摩、中医问诊、洗眼镜和剪头发。即便已经到了“七张”的年纪，老人们爱美，郭京花一只手指卷着自己的头发问，“我这头是不是有点时尚？”
过去，她出去剪头发，“一看你这么大岁数就随便剪剪”，拿给男士剪头发的推子，在她脑袋上忙活十来分钟就好了。这次剪头发，老人们领了号码牌，坐成一排等着，挨个剪。剪头发的小伙子也细致，一边剪头发，一边“爷爷奶奶的叫着”，剪完了走出理发间，郭京花的朋友说，“哎呦，年轻了。”
每周三，有组织来做针灸，郭京花会找她们扎脸，“我试试，你这能斑浅点。”女孩说。郭京花指着脸上问我，“有点效果吧？”
儿女都出国了，老两口决定“自力更生”
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堂娇被分配到了一家综合医院的内科科室。退休前15年，她是医院的业务院长，形容自己“卖给医院了”，只要有重病患者就不能离开。老伴说她从来没放过假，“不管哪个科有抢救的，跟她都有关系”，即使有节假日，心里也得忧着病人。
今年，吴堂娇80岁，还没彻底退下来。前些年她被医院返聘，每周上三个半天班，给新医生讲课、为重病患者把关。医院来了重病患者，吴堂娇过去一瞧，情况准有好转，医生们都叫她“福奶奶”。
两个孩子长大后都学了医，儿子学的是运动医学，女儿学了口腔科。毕业以后，儿子在北京一所大学的运动医学专业留校当助教，他教书教得好，“做的那标本，脑子神经都做得准”，女儿进了一所医院的口腔科。在她看来，都是体面、稳定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的留洋潮，两个孩子都嚷嚷着要出国，“不是我给他送出去，他自己非要走，”吴堂娇说起来，多少还带着点遗憾，儿子去了日本，女儿去了新加坡，两个人都不再从医。
因为出国的事，老伴不同意，和儿子“打了一架”。打架的结果是，“谁出去我们都不管了，半年我都没理他，”老伴说，直到有去了日本的朋友做了说客，找儿子见了一面，他“感动了，跟我做个检讨”，父子俩的关系才缓和。现在，每年儿子回家一趟，女儿把外孙女一起带到了新加坡。
他们决定“自力更生”——住进养老院，与更多年龄相仿的老人待在一起。
以前上班的时候，吴堂娇把所有时间投入在工作上，直到退休以后才在老年大学学书法、在养老院学唱歌。第一次上音乐课，她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出声。
唱歌小组唱俄文歌、英文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绒花》和《想你的365天》，有住户一句句教他们回忆俄文的读音，大家跟着唱下来，逢年逢年过节上台表演。
除此以外，吴堂娇还在老年大学上电脑课，学Photoshop和视频剪辑，给自己做视频。她把自己出生、上大学、工作，做成三个视频：人生的开始、行医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后一段关于老年生活的，还在剪辑之中。
“人忙起来，也就没空去想别的了”
2014年1月8日，王中齐搬进了养老院。他精确地记得这个日期，将此视为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的大女儿在美国定居、小女儿在北京成家，入住养老院以后，房子挂在网上租出去了。
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后，老伴去世，生前，老两口商量好，去世后不火葬，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学院。老伴离开的当晚，一辆车子把她带走，从此，只剩下王中齐一个人了。他把房子彻底卖掉，“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再回去”。
王中齐聊起“晚上的寂寞感”，他给自己设定了规律的作息：每晚坐着看电视、洗澡，一定在十点前睡觉，“再好的晚会我也不看”。规定了睡眠时间后，每天六点起床，锻炼、七点半吃早饭、九点钟做眼保健操、然后看书读报纸、写文章、十一点打台球、帮前台分发报纸、十二点准时吃饭、饭后散步、一点午休、两点起床后继续看书读报纸、写文章、下午四点下楼散步、五点半吃晚饭。
每天，王中齐在电脑上写文章，写《我的养老观》、《我住养老院的原因》，他写的《我的人生》打印出来有半本字典的厚度。
“怎么化解孤独和寂寞，就是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才没事，这一天我就过得很充实。”他说，人忙起来，也就没空去想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