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在东南亚逐渐形成南洋华语的词汇。（作者提供）
从探索面包在南洋及在中国词语化的过程中，让我们了解，这不仅是一个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
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促成东西文化交流和对话，较少得到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首次接触，是与南洋华人开始的。应该这么说，西方人首先认识的中国文化，不是中原文化，而是南洋华社的闽粤文化；初次接触的中国语言不是“官话”，而是南洋华社通用的闽南方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后，痛定思痛，力图变法图强，效法西方，引进西学，汉语也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涌现许多新词语。汉语新词语在这个时期井喷式的出现，被语言学界誉为汉语新词语发展的黄金时期。必须指出的是，早在这个时期，华语在南洋因为与西方语言接触和互动，已悄悄然地，为汉语新词语黄金时期的到来做准备。
葡萄牙人留下“面包”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很自然地就成为双方首先觉察的不同文化。闽粤地区华人的饮食以米食为主；西方人则以面包作为主食，《圣经》里有一句经典名言“我是生命的粮”（I am the bread of life），表达“粮”这个意涵的原词就是——面包。
我想说明面包这个西方食品，怎样在南洋与华社邂逅，并为华社认识和接纳，最终成为大家日常的食品。在南洋多元文化的环境里，它又怎样与华语产生接触和互动，经历比附、借词、造词整个时序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南洋华语的词汇。
捷足先登到东南亚殖民的是葡萄牙，它在1511年占领满剌加（今马六甲）。当年的满剌加已经有华人移民，形成华人社区，由苏丹委任华族港务官（Shah Bandar）管理。这个时期的马六甲华人是否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当中，已经认识面包，因为没有文献证据，不好下结论。不过，葡萄牙人在澳门留下的一部手稿，被后人称为《葡汉辞典》（Dicinario Portugues-Chines），收录三个有关面包的华语词语或短语，即面包（Pao）、面包铺（Forneiro）和卖面包的（Padeir）。这三个词语或短语可说是“面包”这个华语词语被发现的首见书证。
《葡汉辞典》据学者研究，编纂于1580年代，有人说是葡萄牙耶稣会士（Jesuit Mission）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所编纂。
这部手稿无署名，也没有序跋之类的说明，只能说它是不知名的传教士与华人合作编纂的。辞典收有华语词语或短语约5600余个，大部分一看就知道是南洋的闽南语词语，比如土生宰（Mesti，本地出生混血儿）、铳手（Espingardeiro，火枪手）；一些是大白话的闽南语短语，比如卖书的（Linrerio，书商）、印书的（Empressor，印刷商）、做功德（Mortorio，葬礼）等；另外Deus（上帝）音译为廖师，明显的是闽南语的发音。
葡语面包Pao发音“包”
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频频派使节团到中国去，想打开与中国通商之门，随团而去的通事（翻译员）一般都是由马六甲的华人充任，比较著名的如《明史》记载的通事“火者阿三”，就是道道地地的马六甲华人。
1554年，葡萄牙与明朝官员达成协议，在澳门建立商馆作为与华贸易之处，一些马六甲华人作为通事或水手来到澳门。可以这么说，协助编纂这部辞典，可能就是来自于马六甲的闽南华人通事。
面包出现在《葡汉辞典》里，说明面包已经被带入东南亚，并为华社所认知。但是这不能说明，从一开始“面包”这个词语就被接纳为固定的华语词汇，它的固定化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它必须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认同，最后才能纳入华语词汇体系中。它之所以被称为“面包”，主要还是葡萄牙语的面包——Pao发音就是“包”，加上它是由面粉制作，与用面粉制成的华人食品包子有点类似，自然地华人译者就把葡萄牙语的Pao音译为“包”，作为基本语素，以面粉的“面”作为修饰词，赋予意义，创造一个音义结合的复音词“面包”，基本上符合华语构词法的要求。
如果说，大量复音词的出现是汉语现代化的一个表现，这个汉语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就是在海外由南洋华语完成的。
西班牙面包借用“馒头”
成书在1620年代的《西班牙—华语辞典》，在西班牙语Pan词条下，出现两个华语对应词“馒”和“馒头”。（作者提供）
另外一个可以说明，面包在南洋华语的早期存在的文献，是一部长期收藏在菲律宾圣多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档案馆里的《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手稿。
这部手稿是西班牙道明会（Dominican Missionaries）教士与菲律宾闽南华人合作编纂的，成书约在1620年代。辞典收录约2700个华语词语和短语，大部分是生活用语。从其拉丁字母拼音来看，注的音是被西班牙人称为漳州话的闽南语。
西班牙人在1541年抵达被唐人称为吕宋的菲律宾，当地已有一个不小的华人社区，大部分来自于福建的漳州府。1565年，菲律宾正式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成为继葡萄牙人之后，第二个来到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他们的到来，也把面包带到菲律宾。
《西班牙—华语辞典》很自然地不会忽略这个西班牙人的日常主食——面包，在西班牙语面包——Pan这个词条下，出现两个华语对应词“馒”和“馒头”。华人原来没有面包这个食品，不过馒头和面包都是用面粉制成，虽然一个用蒸，一个用烤，拿现有的馒头来作为比附，比较容易理解。
采用“馒头”作为借词指称面包，不另造新词，也是一种权宜的选择。虽然《葡汉辞典》的编纂时间和《西班牙—华语辞典》相距约50年，不过给予面包的名称却大相迥异，一个采用造词，一个选择借词，两者之间显然没有传承或借鉴的关系。
荷兰人的roti“劳智”
成书在1620年代的《西班牙—华语辞典》，在西班牙语Pan词条下，出现两个华语对应词“馒”和“馒头”。（作者提供）
荷兰人在1596年登陆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1619年占领华人称之为噶喇吧的惹耶卡达（Jayakarta），改名巴达维亚（Batavia），是第三个到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势力，比葡萄牙人落后足足100年。
自称唐人的闽粤籍华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经商或落户不但历史久远，而且人数在东南亚首屈一指。华人在印尼留下的早期文献有《开吧历代史记》和《公案簿》，为我们穷源竟委早期华人语言提供珍贵的原始资料。《开吧历代史记》记录噶喇吧（今雅加达）华人历史发展概况，年代跨度从1610年至1795年止。《公案簿》收录18世纪到20世纪初，吧城华人公馆审理华社纠纷案件的记录。吧城华人公馆又称吧国公堂，是荷兰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在巴达维亚设立的华人半自治机构。
《开吧历代史记》有一则发生于1732年的记录：
和五月，大王建磨面间于府前左边园（用水磨不用人力），凡做馒头干者，喜其便捷，各来纳税磨面。
这段说的是阳历5月，总督在其府前左侧建水力磨面坊，做面包者付费就可用来磨其面粉，十分方便。
《公案簿》1844年10月8日有一则公堂查勘记录：
新客詹亚福恳求恩准住吧做劳智。
这里用“劳智”指称面包，这个词源自于印度语的roti。印度人把用面粉做的烤饼或煎饼，统称为roti。欧洲人把面包带到印度后，印度人就借用原有的roti来指称面包。印度烤饼随印度移民传到马来群岛，roti也被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吸收，成为印度烤饼和西洋面包的指称，沿用至今。
印尼华人入乡随俗，把面包称为“劳智”，是用闽南语音译。《公案簿》多处用“劳智”，也把面包店称为“劳智间”，不采用“馒头”或“馒头干”，是华人民间用语在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种自然选择。
印尼华人民间口语虽然普遍用“劳智”来指称面包，不过分别出版于1882-1892年的《荷华文语类参》（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一部四册成套的荷华对照辞典，却没收入“劳智”。
《荷华文语类参》由客居印尼长达10年的荷兰汉学家施莱赫（Gustave Schlegel）编纂，在荷兰语Brood的词条下，收有对应词“面包”“面头”“馒头”“笼饼”和短语“馒头一团”；在Broodwinkel词条下列“馒头店”和“面包铺”两个对应词。
“面包”的对应词和短语竟然有五个之多，可见编者是参考前人出版的辞典，集大成而编成，而不是直接反映印尼华社的用语。这也间接说明，“面包”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固定的华语词汇。
英国人投诉面包不好吃
英国人开始经营新加坡是在1819年，从一开始就宣布新加坡是自由港，短短六个月就吸引许多华人到来，华社的雏形也随着新加坡的发展而逐渐成形。
面包是欧洲人的主食，英国人的到来以及各国商船的往来，面包自然成为新加坡必须张罗的事。有关面包的故事，特别是与华社的接触和关系，由于缺乏早期华文文献资料，只能借助英文报章的零星报道来了解。
从开埠到1831年，新加坡的面包主要是从邻近的巴达维亚（雅加达）进口。1832年3月在《新加坡商业记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出现一则广告，一家名为John Francis & Son的面包作坊，宣扬它能提供“又大、又好、又便宜”的面包，这可能是新加坡的首家面包店。
根据资料，1881年新加坡总人口为13万7000余，华人占高达60%，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华人社区。
《海峡时报跨境刊》（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这一年在一篇题为《我们的面包》（Our Bread）的报道中，抱怨华人面包店的面包“用劣质面粉”“偷工减料”而且“烤得半生不熟”，“让想愉快享受一顿美好早餐的人大失所望，唯一例外的是‘黄埔先生’（指胡亚基）的面包店”。
从此篇充满白人傲慢与偏见的报道可以看出，华人面包店的普遍出现，面包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日常食品。
新加坡民间的“啰地”
这一年华文报章《叻报》创刊，让我们有机会留下有关面包华语用词的书证。
查阅1887年至1932年停刊的《叻报》，“面包”词已经成为报章经常使用的书面语，“馒头”“面头”“笼饼”等词语均没在报章出现。但是，偶尔在《叻报》会看到一两则面包店的出让广告，把面包店称为“面饱店”。使用“面饱”是极个别的误用现象，不应该把它视为面包还没成为固定语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替代词语。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华文日报在1920年代分别创刊，是我们考察华文词语在本地使用情况最恰当的对象。纵观创刊到二战前的这两大华文报章，“面包”始终是唯一的用语，可见“面包”早就被新加坡华社接受为华语的固定词语。
新加坡虽然以“面包”作为书面语，不过民间普遍上还是使用“啰地”来指称面包。新加坡华语这种口语与书面语不一致的现象，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映。Roti因为是印度人和马来人用来指称面包，也自然被华人和讲英语的社会吸收，成为各族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啰地”能顽强成为新加坡华人口语有其强大的社会基础。
深究起来，新加坡华社使用“啰地”其来有自，早期东南亚的华人流动性较强，较迟出现的新加坡华社继承印尼华社使用的“劳智”，转化为民间口语。新加坡因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快地脱颖而出成为东南亚的经贸中心。强大华社的形成，使到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集散地和华人文化的中心。
新加坡不但继承早期南洋华语的遗产，转化为新加坡华语，华人在东南亚之间的流动，以及早期华文报章《叻报》《南洋》《星洲》在东南亚的发行，也使到新加坡成为华语传播的中心。血脉相近的南洋华语的形成，新加坡扮演重要的传承角色。
马礼逊的“麦饼”
1822年出版的《华英词典》，在“Bread”词条下，出现对应词“面头”和“面包”和短语“拿面头来”。（作者提供）
回顾东南亚华人在接触和认识“面包”，以及给它命名的过程，我们去看看汉语如何认识和表达“面包”这新食物。
有据可查的书证是出现在1822年澳门出版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部词典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辑，在“Bread”词条下出现的对应词是“面头”和“面包”，这应该是参考东南亚华人的用语所致。
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的《神天圣书》，由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合译，是首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这部书中，表达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马礼逊不采用出现在《华英词典》的“面头”或“面包”，相信是沿用18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t）的《新约》译本的用词。白版《新约》手稿虽然较先译出，不过因为不够完整没出版。在其后出版的各种《圣经》中文译本，也都沿袭采用“饼”来表达面包。
上海外滩的“馒头店”
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是一例。（作者提供）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逼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立即引来西方势力进驻。转身变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一时涌现许多西洋新事物。1858年在上海外滩就有一家“埃凡馒头店”（Evans & Co.）成立。埃凡馒头店是英国人亨利·埃凡（Henry Evans）创立，这家“馒头店”卖的不是馒头，而是如假包换的面包。
清末随郭嵩焘出使外国的张德彝，返国后在1865年写了游记《航海述奇》，觉得有必要向国人介绍他初次邂逅的面包：
面包系发面无碱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相隔13年后出版的《格物汇编》则用“馒头”指称面包。
清末学者兼翻译家严复，从事译介西洋新事物时，不主张音译，因为音译不负载意义；也不主张用借词，认为借词所指示的意义不能保证内容的准确表达，他主张造词要能见词知义。
在翻译《天演论》一书时，他创造“逻辑”“物竞天择”等新名词而名声大噪。严复在译介新事物时喜用古僻字，1898年翻译《原富》时，另辟蹊径把面包译为“麦＋比 麦＋禾＋勿”（pí lí）。虽然他对这个译名颇为自得，认为既能传其西音，也能见词知义，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太过古僻，不被语言社会接受。
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包被带进中国，人们时而用“馒头”，时而用“面包”来指称它，经过一段既有竞争也能共存的使用阶段，最后才定格在“面包”这个词语上。
共创共享的成果
早期南洋华人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缺乏文字记录，让我们在寻求书证方面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欠缺。
从探索面包在南洋地区以及在中国词语化的过程中，让我们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一个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我们不应该把华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单单局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必须扩大视野，把它一同放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对其发展的轨迹拼出较为完整的图景。
文：林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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