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日益深化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日本几十年发展速度快得多。以改革之初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到2049年，中国人在一生的时间内可以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活水平改善。这是当之无愧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未来的增长不再能指望人口红利，甚至其中一些与人口红利相关的要素像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负的，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减弱。因此，今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唯一的可持续性增长源泉。此外，最近大家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经济史文献的研究发现，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的减速是必然的，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减速之后是能够保持虽然比以往低却是合理的速度，直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从此就陷入停滞不前的陷阱，这个分水岭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甚至有的计量分析指出，一个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80%的差别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是好是坏。此外，长期经济史的研究，国家兴衰这个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谜题，答案其实也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
全要素生产率获得如此高的强调程度，不仅在于它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最可持续源泉（其他源泉包括人力资本和资本劳动比），也不仅在于提高之可谓天下第一难，还在于对其性质难以理解。经济学说史上有过很多争论，从概念上大家理解起来很费劲，从经验上做估算也多歧义，实际工作者更是感觉找不到抓手。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史和中国的经验，我觉得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一种配置效率，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它并找到恰当的抓手。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库兹涅茨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这就改进了整个经济的配置效率，因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熊彼特效应。熊彼特讲的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破坏那些生产率低的企业和不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不能破坏，就造成所谓的“僵尸”。唯有将其破坏掉，才能够创造出了新的、更富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经济体。最后是在应用新技术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同步采用新技术，齐头并进，而是谁能够率先找到创新点，谁的生产率更高，谁就能够使用更多的生产要素，谁就最终胜出，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与此对立的另一部分，则必然要退出或者死亡。
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为一种配置效率，不仅有助于在概念上理解它，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说，还有利于找准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和投资者的事，不应该政府直接去抓。但是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是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也就是帮助企业、投资者去创造，同时也允许企业和投资者退出和被破坏。这包括发展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本，增加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创造允许企业自由进出和生死的市场环境，疏通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然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产能可以破坏，企业可以破坏，甚至岗位也可以破坏，唯独人不可以破坏，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决定的。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护，要保护脆弱人群，保护得越好就越能够有破坏的勇气和机制。
这样认识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助于我们评价一种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或者一项政策，是否符合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以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地方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实施产业政策中，态度十分积极，有些政策做法动作很大，投入也很多，然而效果未必好，恰是因为其努力的方向并不符合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准确理解到结构变化要遵循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向，所以有些做法可能是逆生产率提高而动的。
例如，GDP是由不同产业的增加值构成，总体生产率既是各个产业生产率提高的加总，更是要素在各产业间重新配置的结果。近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一定都是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吗？这不一定，201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劳均GDP）是9.6万元。与这个平均水平相比，生产率最高的是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第三产业便要低一些，建筑业则更低，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如果沿着农业、建筑业、三产、工业来调整产业结构，那是一回事，就是库兹涅茨过程。
然而，现在过于简单地强调产业结构变化是把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制造业中退出来，转向第三产业，就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第三产业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也有一些行业生产率很高，无疑是产业升级优化的归属地。如果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利用第三产业中生产率低的部门来保障就业，也是一种必要的机制。而简单地降低二产比重，提高三产比重，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是低的，这就产生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另外一种情形是，当中国城市化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候，有些城市出台了一些政策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居住乃至市民化的政策，造成农民工不正常返乡或逆向流动。他们退出大城市，到哪儿去呢？尽管回到农村也未必是务农，但是一定是在劳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中和岗位上就业。因此，我们把这种不符合生产率提高的产业结构变化叫做逆库兹涅茨过程，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警醒和防备。
为了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延续中国发展奇迹直至2049年，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能够感受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生活水平改善，就必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提炼中国智慧，既是为人类发展贡献全新的选择，更是为中国继续推进改革指出方向。我们可以列举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领域，这些改革不仅仅是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应该这样改或那样改，也是着眼于改善要素供给的激励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赢得改革红利（表1）。我们做了一些测算，表明这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如果适时推进这些改革，就分别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人力资本等等，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使未来经济增长减速的节奏更平缓一些，中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四十不惑”：改革开放重要时间节点
孔子关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名言，不仅仅是讲人的年龄，也讲世事。先是十有五而志于学，讲目标；然后是三十而立，即“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里，一世是指30年，即一代人，说的是实行一个好的民生政策，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证明它，使效果显示出来；接下来是四十不惑，同样不仅仅是就人的自然年龄而谈，更是讲认识上的升华。对应孔子讲的这几个阶段，改革开放相应的时间节点都比较重要。我们可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做一些回顾。
先是在“十有五”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改革开放成果开始显现，我们刚刚开始说“中国奇迹”，当时林毅夫、李周和我写了一本书，标题就是《中国的奇迹》。正好同一时期，世界银行推出了《东亚奇迹》报告，是1993年发表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基于一系列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声称东亚没有什么奇迹，因为经济增长都是依靠要素投入，没有生产率进步，因此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并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做出悲观的预测。我把这种批评叫做“克鲁格曼-扬诅咒”，主要以两个经济学家为代表，克鲁格曼站到前台，艾尔文·扬做了很有影响的实证研究。
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当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中国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说这是一个发展奇迹大家都承认。这时，克鲁格曼出来直接批评中国经济，预测中国经济必然会撞墙，因为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即在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转变其发展方式，因此很快就要撞墙了，既然中国是万里长城的故乡，所以将要撞的墙是个不小的墙。
如今我们又到了改革开放四十不惑的时候。不惑的含义，就是要利用这个纪念改革开放的机会，对这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认识中国过去实现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故事，上升为中国的智慧，还可以提炼成中国的方案，显示其世界意义。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实践者都声称自己不受任何思想理念的支配，但是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我在浏览经济学文献的时候发现，经济学领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以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学者占据着主流。而且，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由几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支配着。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已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他有一个说法，一个国家认识到自己体制中的弊端，把这个弊端清除掉，即便没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相当多的学者就是围绕这个，说中国就是回归到原来应该有的那个稳态上，或者说回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但是如果这样去认识，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长达40年，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很显然，我们需要找到决定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潜在增长率及其源泉。这种“缺乏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说法，从经济学来说是一种不完整的解释。
另外一位已故经济学家就是哈耶克。他的这个影响非常大，从科斯和王宁写的《变革中国》到张五常的著作都在引用，都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是印证了哈耶克的说法，叫做“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就是说没想过走哪条路，但是无意间走成了，中国成为这个假说的一个经典案例。他们认为，这个意外的结果就是走向了资本主义。他们的著作都是讲中国如何成功地走向资本主义。对于这个我们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我想讨论的问题还不在于我们走向了哪里。作为亲见亲历这场伟大改革的经济学家，我对这个说法是不以为然的，首先就是“意外结果”这个说法，它把我们改革的设计者、探索者、参与者，甚至我们付出鲜血和热汗而成就的改革，用一个“意外结果”便一笔带过了，这是一种不尊重，更贬低了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所以有必要对这些已故经济学家的信条进行清理。
改革成就和“复利”奇迹
认识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及忽视改革开放的努力，就必然看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做出对现状的误解和对未来的误判。我这里举克鲁格曼等人对亚洲模式和中国经济的几轮批评。第一轮是针对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称亚洲四小虎都(港股02399)是“纸老虎”。第二轮开始转向直接批评中国。埃尔文·扬的研究特别经典，也颇具戏剧性。他的论文标题我给翻译过来叫“化神奇为腐朽”，声称我只要用一点小小的统计技巧（他在计量方法和统计技巧上确实非常在行），就可以把所谓的奇迹变得平淡无奇，而且他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第三轮就是克鲁格曼预测中国经济要撞墙了。可以说，这几位大牌经济学家是持之以恒的“中国崩溃论”者。
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需要针对这些观点做出回应，才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自己发展经验的自信。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经验或中国故事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爱因斯坦说过很多名言，其中一句名言是：复利是人类第八大奇迹。读者会注意到，我们万里长城有的时候被说成是第八大奇迹，也有人说红旗渠是第八大奇迹。其实，所谓“第八大奇迹”这个说法已经成了语言学中的一个修辞法，只是表示“奇迹”而已。爱因斯坦说复利是第八大奇迹，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在经济学中，复利与复合增长率的概念相似。我们来看看其令人惊奇之处。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喜欢做一个思维游戏，即设想3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今天。他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不记得“911”事件，他们可能也不记得冷战的结束，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中国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萨默斯认为是因为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内感受过如此大的生活水平改善。中国人民到底经历了多大的生活水平改善呢？我按照前述“爱因斯坦-萨默斯思路”进行了计算。
我们知道，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摇篮和工业革命的故乡，1880期间英国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0岁，因此从增长最快的1880年到1930年，恰好可以观察一代人感受的人均收入提高。我们按照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0.9%计算，这代人的生活水平总共提高了56%，但这已经了不起了，因为在此前（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生活水平从未改善。美国的类似时期是1920年到1975年，这个起点上的人均预期寿命是55岁，每年实现了2%的人均GDP增长，因此，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改善近一倍。接着是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日本，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预期寿命是60岁，在1950年到201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是4%，在这个期间能够感受到10倍的生活水平改善。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由于正好1982年有一次人口普查，我们就以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68岁算起，预期活到2049年。到2011年为止，每年人均GDP增长8.8%，所以这代人迄今已经感受到了十多倍的生活水平改善。设想这8.8%一直延续到2049年，一个典型的80后应该感受到数百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当然，我们今后不会有那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提前把“中国奇迹”、“中国故事”载入史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和幅度已经超过其他国家。
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我们首先来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人口红利。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支撑的，没有人口红利这个独特的必要条件，固然也可以较快增长，也可以回归自己的稳态，但是只有中国这个特殊的人口因素，才可能带来如此高速的增长。从人口统计看，在1980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中国的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迅速，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同期小于15岁和大于60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或者说依赖型人口）是稳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2%。两个不同的增长趋势所形成的“剪刀差”，意味着抚养比的下降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但是，人口红利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力丰富。
最近有人口学家表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还会很大，人口红利不会消失。其实他们说的与我所理解的人口红利不是一回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是想解释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什么呢？是经济增量的变化或者总量的变率，人口转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正变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是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口红利不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变量可以表达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供给，而是体现在生产函数或者增长账户等式右面的所有变量中。经济学家做过很多对经济增长率的分解，虽然每个模型得出不尽一致的结果，但是大方向上是相当一致的。
下面我对以往的研究发现做个归纳，并逐一解释。先看资本积累的贡献。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就使高储蓄率、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成为可能。由于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征，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的时间被延后，都使得资本积累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所以这也是人口红利。再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的贡献。很多人以为人口红利只是表现为劳动力数量而已，其实在人口结构好的时候，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现，而每一代新人都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所以，在过去这些年里，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快得多，人力资本也在赶超世界平均水平。进一步，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我们又可以在传统的残差之外，再分解出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个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特殊源泉。对生产率的分解表明，其中40%多的贡献来自一、二、三产业之间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所以，这些因素都应该是人口红利的体现。这些因素都可以写在生产函数的等式右面，并找到相应的变量。这就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或收获人口红利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源泉。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必要条件的，而且是中国独特时期才具备的条件。因此，从理论上可以判断，至少在人口转变发生逆转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很高的，由此支撑同样高的实际增长率。我们所做的潜在增长率估算，也证明了改革开放期间，一系列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变量，都支撑着高速经济增长。
实现高速增长也需要充分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高速增长。说到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已经开始显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但是都没有被转化成人口红利，所以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增长的条件，既重要且充分。如果从人口红利被转化为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把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作为一个理解改革的角度，看体制改革如何改善激励，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推动劳动力重新配置；如何解除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得以发育；以及如何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形成企业竞争，创造就业岗位，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比较优势。
总的来看，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要素驱动的部分即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推动的速度固然更快了，但是更重要的不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天壤之别。很多研究都证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因而抵消了很大部分要素积累带来的增长潜力。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很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增大，其中一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残差，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这个充分条件和人口红利这个必要条件结合的产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上述经济增长的角度，也可以说，这个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人口红利开始加速消失的必然结果。这并无所谓好事或坏事，也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发展阶段变化使然，即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都到了新的阶段，因此必然产生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变化。首先，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在工资上涨速度很快而劳动生产率不能同步的情况下，单位劳动成本就会提高。测算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正在加速向主要制造业大国的水平趋同，也就意味着我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其次，虽然教育仍在发展，由于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或者说从各级学校新毕业的学生人数都在减少，由此形成的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在2013年之后也是下降的，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大大放慢。再次，很多研究者都发现，资本边际报酬或投资回报率在加快下降，这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必然发生的情况。最后，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在缩小。2014年我国农村16岁到19岁的人口（即初高中毕业学生）的总量达到峰值，之后开始绝对减少，导致近年来农村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基本稳定不变，这也表明我们资源重新配置的余地在缩小。
把上述所有因素放到生产函数中，必然得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我们曾经估算，潜在增长率将从2010年之前的大约10%下降到“十二五”的7.6%（事后看实际增长率是7.8%），“十三五”进一步下降到6.2%。根据潜在增长率的定义——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潜力可以产生的增长速度，这个潜在增长率是可以通过改革提高的，同时我们不希望依靠刺激手段，使实际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促进这个转变，特别是加快增长动力的转换，我们需要很多抓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源自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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