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单人户是增长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难题。
其中问题尤为严重的是新加坡，
去年，新加坡的华人生育率低至0.98，
平均一名华人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名子女。
华人占新加坡人口70%以上，
而全靠马来人、印度人的生育率，
新加坡才没有“沦落”为一个“零生育率”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举办的“火花连接”约会活动海报
与之相对应地，是从1984年开始，
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了人口危机，
三十多年来，花样繁出地
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
你毕业我给你找对象，
你约会我组织，
你生孩子我发钱……
饶是如此，新加坡人还是不愿意结婚，
30岁以下的女性单身率，
从十年前的50%攀升到66%，
男性单身率则从75%升到80%。
面对持续严重的“婴儿荒”，
新加坡只能大量引进外来移民，
目前有超过40%的新加坡人都是外来人口，
长此以往，新加坡会不会“国将不国”？
我们飞赴新加坡，
倾听了本地年轻人的心声：
“不是我不想结婚，
是找不到愿意一起对家庭付出的人来结婚。”
撰文 倪蒹葭
新加坡克拉码头
梁秀莲（Liang siew lian）今年35岁。不久前，她还像很多新加坡女孩一样，在恋爱中，但没怎么考虑婚姻和孩子。
她约我们在新加坡的克拉码头见面，这是一条河边的酒吧街，“我以前是这里的熟客，”她笑着跟酒吧老板打着招呼，一边从保温杯倒出菊花茶。她已经怀孕15个星期，怀了孩子之后，就滴酒不沾。
怀孕是一次意外。确诊之后，医生说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孩子并不稳定。她发现自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孩子健康就好，“每天早晨一醒来，都会感受他的心跳在不在。”
她原本没有打算为新加坡的生育率做贡献，因为觉得孩子很麻烦，在经济上也不划算。“如果没有孩子，我现在应该和20多岁一样，只是薪水比较高，旅行去的地方比较远，但是现在，要为宝宝将来计划房屋、保险，度假是我最不会考虑的事了。”
新加坡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国家，对个人能力和成功极为重视，每个人都很努力在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会有些自我中心。”
梁秀莲
女性率先用脚投票，走出婚姻
怀孕之前，梁秀莲已经和男友交往了一年多。因为孩子，两人讨论过未来的家庭规划。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对家庭也是完全地参与，但是明显地，他觉得孩子应该由妈妈带，他更愿意工作挣钱，付补习班的费用，而不是花时间陪孩子。”
男友的想法是既然有了孩子，那两人就结婚，但是因为对家庭看法的分歧，梁秀莲并不愿意结婚，两人分手，她又回到了单身状态。
梁秀莲做了5年新加坡的小学老师，近年来她开始办自己的补习中心。她见过非常多问题家庭的孩子，大都是因为父母的陪伴极少，父母双方都不愿放弃工作，如果是高薪工作，那就会很忙，如果薪水不高，通常需要做两份工。
“如果有家庭，我希望我和我的伴侣都能够对孩子负起第一责任，而不是从家佣、祖父母或者补习班老师那里听到孩子的消息。”
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剧照，父母忙于工作，孩子和家佣感情更亲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杨李唯君说，“婚姻越来越不受东亚女性的欢迎，因为婚姻对她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养育孩童、照顾老人的责任和负担，还意味着工作收入和职业发展将受不利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婚姻很多时候对于女性来说，付出更多，收获更少。
“女性参加工作，往往被视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人口学家把男性主动参与育儿和家务，称为’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
新加坡的现状是，大多数男性还没有进入“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于是女性用脚投票，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尽管在新加坡，政策对单身妈妈并不那么友好。比如8000新元的奖励会减少为2000新元，上学的补助金也会减少。但是在秀莲看来，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没有离婚的成本高。
新加坡的离婚费用非常高，手续办起来也是非常难的，而且还会有一个争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为此她宁愿不要迈入婚姻。
新加坡组屋住宅
谭凯文
男性也发愁：结不起婚，生不起娃
谭凯文（Kelvin Tan）今年44岁，去年终于攒够钱，买了两室一厅的新加坡组屋。
他早年在墨尔本留学，在那里喜欢上了电子音乐。回到新加坡之后，他不想马上做一份普通工作，而是全力追求个人爱好，成为一名DJ，推广电子音乐，办音乐节，并且和朋友一起创立了新加坡最早的地下音乐俱乐部，俱乐部维持了10年时间。
这段时间，凯文的收入很不稳定。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单身了3年，之前的两段恋爱都是因为经济上还不能稳定下来而分手。
2013年，他终于暂时放弃了音乐，回到爸爸的建筑公司，帮忙一起经营。这是一个不大的家族企业，凯文要照管方方面面。稳定工作6年后，他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
“我觉得新加坡人单身的一个原因，是结婚的成本很高。” 2019年，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新加坡、香港、巴黎并列成为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跟日常生活相比，结婚需要花更多的钱。“首先是婚礼，新娘对婚礼的期待都很高，但一场普通的婚礼办下来就已经要三五万新币（约合几十万人民币）。再加上买房子，首付又要几万块，到这里，你工作以来的积蓄就已经基本花完了。”
“但是结婚以后，最大的支出来了，也就是生孩子，养育他们，为他们计划未来……如果两人之间感情不够坚定，很容易产生裂痕，不再相爱。”
其实在新加坡买房可说是相对轻松。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居者有其屋”口号，大约82%新加坡人住在HDB中，类似政府建的公屋，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
但这种房子有单身“歧视”，规定如果是单身人士，必须35岁及以上才能申请，购房的补助也会比一对夫妻少很多。
养孩子方面，虽然政府会给补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争上游的社会，单靠政府和学校远远不够。新加坡商场里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种儿童教育机构，每个家长都要想办法为小孩报才艺班、补习班，否则会被认为“不负责”、“不称职”。
新加坡夜间商厦
华人的“怕输”文化
新加坡有个独特词汇“Kiasu”，源于闽南话里的一个词，意思是“怕输”，2007年，这个词被收进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解释为”一种贪婪而自私的态度”。
2018年，新加坡社会价值观调查出炉，“怕输”荣登第一，（另外4个入围的词是投诉、好竞争、教育机会、关怀老人）。2012年和2015年政策研究院做过相关调查，“怕输”都有入围。
“怕输”文化强调成功，竞争激烈的环境导致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社会压力。
2018年9月份，新加坡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9小时，2011年还曾高于46小时，超过韩国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一对恋人在婚礼设计公司门口
我们访问了一间新加坡知名的婚礼设计公司，公司有17名员工，其中15名是女性，70%都是单身。
一名30岁的单身女员工说，婚礼设计经常是要在周末工作，她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在旺季的周末，则会更加忙碌，甚至从早上8点忙到夜里12点。
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新加坡DJ王国峰，今年43岁，上个月刚刚订婚。他除了是上海一家高端酒店的音乐总监，还是夜场DJ，音乐节策划人。
在他面前，完全感觉不出他的年龄，非常有活力。他说很多新加坡人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他自己就经常出差，忙起来一天工作18小时都有，之前的几段恋情，大多是因为自己的投入不够而分手。
一年多以前，他住在上海法租界，认识了邻居，一位38岁的上海女孩，“我们年龄相近，她也在学会理解我的事业，我们终于迈入了人生下一个阶段。”
Kiasu Parents “怕输”家长社区
结了婚以后也逃不掉“Kiasu”的压力。新加坡有一个被命名为Kiasu Parents（怕输家长们）的家长社区，分享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各种信息，补习、排名、教学质量评估等等。
甚至老人也要追求“Sucessful Aging”（成功变老）。在中国，老人帮自己的子女带孩子是很常见的，甚至理所应当，但是新加坡鼓励大家老了之后也要工作，自力更生。
杨李唯君教授说，“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很多年轻人感到建立一个‘成功的’婚姻和抚养‘成功的’孩子，是困难或者说是不值得的，从而害怕或者逃避组建家庭。”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地方，”梁秀莲说。的确，根据《2018年IMD世界人才报告》，新加坡对人才的吸引力超过香港，成为亚洲第一，“但也是一个最不适合成家的地方”，她补充道。
新加坡街头青年
很少催婚压力的新加坡年轻人
在亚洲甚至于全球，单人户是增长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
由于当前不断降低的生育率和结婚率，不断提高的离婚率以及人口迁移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单人户将会越来越多。有研究推测，到了2020年，全球单人户最多的十个国家中，将有四个来自亚洲，而中国与印度将名列前茅。
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城市国家，子女和父母离得近，很多人会选择住在一起。尽管如此，2018年，单人户比例还是从2008年的10%上升到14%。
可能和东亚其他国家不同，新加坡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被催婚的压力。我们访问了一家当地的约会机构，负责人陈莹莹说在他们这里，参加者几乎都是自愿来相亲，没有人是迫于父母压力不得不来。
谭凯文说，“即便父母希望我结婚，但他们也希望我遇到真正想一起度过余生的人。我觉得婚姻必须是两人真的相爱，如果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因为某个人是一个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而结婚，会让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很可怕。”
热爱越野跑的卓小姐
卓小姐38岁，从事广告业，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人。比起催婚，她的父母更在意的是她能购买一套自己的HDB住房，作为生活的一种保障。
她在2年前买了房。因为政府给单身者的买房补助少，她还需要不间断地工作25年来还清房屋贷款。时间花在工作和个人爱好上之后，她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卓小姐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她尤其喜欢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活动，比如说越野跑、射箭、骑马。
2012年，为单身旅行者设计的APP在新加坡 兴起，因为单独旅行的人越来越多。输入目的地，你能看到同一目的的旅行者，还能参考他们的攻略，非常方便。
30岁出头时，卓小姐也认真考虑过冻卵、人工受孕，但是因为当单身妈妈在新加坡难度很高，就没有进行下去。
“几年前我也尝试过约会活动，但是活动之后，就没有再保持联系。婚姻是很好，但并非必要。如果没有遇到那个人，就是没有遇到。”
新加坡华人生育率在2018年跌到0.98
新加坡会垮掉吗？
新加坡有三大群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约占人口比例的70%。2018年，华人生育率下降到了0.98，意思是一名华人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是0.98，也就是不到一个！
在华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华人数量能够增长，主要就是移民的贡献。
因为新加坡的婴儿荒，政府不得不大量引进移民。根据《2019年新加坡人口简报》，新加坡目前的总人口570万，比去年增长了1.2%。而新加坡的小目标是，在2030年，人口增加到650-690万。很多人猜测，需要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来实现。
目前外来移民已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40%左右，新加坡人已经在担心自己的文化身份会受到冲击。
人口老龄化是低生育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东亚各国，因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带来的结果是加速老龄化。世界各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韩国、日本分别只用了17、19年、24年。
2019年，新加坡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6%，到了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47%，新加坡将成为彻底的“老人国”。
2015年，新加坡人口当中每100名20岁—64岁的劳动力，对应要养50名无工作能力的老人与小孩。预测到了2030年，这一抚养负担要翻一番。
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2012年时曾经说：如果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新加坡”将会垮掉”。
新加坡红娘陈莹莹
“计划婚姻”能成功吗？
早在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发展署），目的是“促进婚姻，树立一种文化观念，使单身者将婚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个人隐私权颁布之前，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自动地变成SDU的会员。2001年，24岁的黄田洋大学一毕业，就接到SDU打来的电话，表示根据个人资料，他和某位同届毕业的女生，十分匹配，“当时就很尴尬，忽略了那个电话”。
新加坡人调侃SDU是指“Single”（单身）、“Desperate”(绝望)、“Ugly”(丑陋)。最早，SDU有10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替大学毕业生配对，他们还举办联谊活动，由政府出钱，不同机构的部员们在周末一起去附近海岛玩耍。
第一年开展工作时，SDU花费近30万美元，只促成了两桩婚姻。虽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到2000年初，SDU声称它已经促成了3万对恋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也许是考虑到效果以及人们觉得尴尬，SDU停止运行，改组成只有7名工作人员的SDN。
SDN进入一种新的“计划婚姻”的模式，它不再自己举办约会活动，改为支持和监督私人机构，在新加坡100多家约会机构中，考核选出10家左右。
新加坡人黄田洋后来和来自中国吉林的女孩陈莹莹结婚，两人一起经营一家约会机构，也成为SDN支持的机构之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举办的16人下午茶约会，不少参加者表示，除了来SDN，没有其他渠道认识靠谱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参加者是在新加坡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女孩，她说如果在中国，她可能不会参加这类约会，担心有虚假信息，但在新加坡，感觉比较正规。
新加坡单身人口百分比，2008年对比2018年
参加SDN的青年会有压力，不希望身边的人知道，曾经一对新人通过黄田洋的机构牵手，婚礼上邀请了他们来，但是始终不介绍他们是谁，模糊地说是朋友，“我们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时候很开心，但到了那，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全程很尴尬。”
每年两次，SDN联合这些私人机构，推出声势浩大的“火花连接”（spark connection）约会活动，比如“2个比1个好，威士忌单身之夜”、“做我的诱饵吧”（是一种外出捕虾活动）等等。只要来注册参加，就能获得100新元（约520人民币）的奖励金。
政府发的婴儿奖励，14000新元约为72500元人民币
2012年，新加坡国庆节那天，官方联合曼妥思（Mentos）薄荷糖公司，推出了一首说唱歌曲，歌词大意是“这是国庆之夜，让我们制造焰火，我想要个孩子，你看8月9号到了，是时候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了！”
从2015年开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奖励金由之前的6000新元提高到了8000新元（约41500人民币），加上给新生儿的其他补助，生第一个孩子的奖励总额已达到14000新元（72500人民币）。如果愿意生第二、第三个孩子，政府的奖励还要更多。
但是目前来看，尽管有这么多努力，新加坡人还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据统计，2008年，在25-29岁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半的女性是单身，四分之三的男性是单身。十年过后，这一数据分别变成了三分之二、五分之四。
新加坡摄影师@Mindy Tan拍摄的“她在入睡前”系列之一
改变的出路可能在于帮助人们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构造更加平等的性别秩序。
2016年政府做了一项关于婚姻和育儿的调查，发现人们都渴望弹性工作制，尤其是有孩子的人。87%的人认为弹性工作制会让他们更容易组建家庭，79%的夫妻认为会让他们愿意有更多孩子。
在宝宝0-6岁的期间，相比全职工作和兼职，能弹性安排时间的全职工作是最受欢迎的。看到希望的新加坡政府决定，要促使雇佣者提供更多的弹性工作制职位！
研究表明，年轻人结婚的障碍之一是工作场所和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现代化进程给予了当今女性更多发展自身、拓展事业的机会，但同时，女性照料家人、打理家务的传统角色却并未对等地削弱。
虽然亚洲职场女性和男性比例基本一致，但是亚洲男性更强烈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父亲在育儿和家务上的参与度较低。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办法，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父亲可享有两周政府补贴的带薪陪产假。此外，从7月1日起，父亲还可以从母亲16周的带薪产假中，共享四周的产假。这反映出父亲照顾幼儿的责任越来越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得到重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李唯君说，“男性参与抚育儿童，会增加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概率，也有助于婚姻幸福指数的提升”。
“也许这类鼓励爸爸顾家的措施，能推进亚洲进入了’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从而真正扭转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结婚和生育率双低的趋势。”
特别感谢：陶若芸、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穆峥
参考资料：《家庭与人口》，杨李唯君、汤玲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