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代表团与新加坡总理会面，并签署7份涵盖商贸、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创新科技及学术研究等范畴的合作备忘录。
作为同样文化多元化、面积小、资源少却金融高度发达、崛起轨迹高度相同的两个地区，二者间经济合作联系在逐步增强的同时，舆论上的“新港之争”有增无减。
随着亚洲家办的不断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两大金融中心，为吸引亚洲尤其是中国家办客户，竞相推出了一系列家办优惠政策，“新港家办之争”愈演愈烈。
过去几年，新加坡家办的数量因全球高净值人口的大量涌入大幅增加，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当地在2022年就成立了700余间家办，总数达到1400多家，其中包括海底捞联合创始人舒萍、戴森电器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及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均在新加坡设立家办。
而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对于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因疫情期间出行受限等因素受到负面影响。但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优化，香港对于家办的吸引力正在快速回升。
2023开年以来，为了吸引更多家办落户香港，港府可谓火力全开，在家办业务方面奋起直追：举办以家办业务为主题的高峰论坛“裕泽香江”，推出八项措施为家族财富拥有者落户提供配套和服务，家办税务宽减法案在5月获立法会正式通过，并计划在2025年年底前吸引不少于200个家办在港落地或扩展业务。
微妙的是：在此当口，新加坡的政策，似乎开始不断地提升或收紧；而香港的政策，似乎都在不断变相地降低和放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福卡智库内部报告《新加坡注定与“富”斗——香港模式的长与短》一文分析指出：
超级富翁的蜂拥而至对新加坡而言，一半是海水一半更是火焰。富豪们蜂拥而至除了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与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极端的社会主义叠加极端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矛盾难以调和”的两大矛盾。
而香港虽和新加坡一样都是海洋贸易孕育的枢纽海港城市，但由于香港自身依托大陆，较之于新加坡能获得更加稳定、安全的环境。
但它的短板却也不容忽视：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空心化；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不足；产业结构过于偏态化，高端金融与低端服务业的两极分化，加剧香港整个社会的撕裂。
一个对外缺乏回旋余地，一个对内失去产业内部转圜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为中国超大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未来，对于我国超大城市而言，不仅要有“吃得下的好胃口”，进一步拓宽与规范外资入市的渠道与功能，更要有“能吸收的消化系统”，对于流入的外资合理安排利用，而不是被外资抄底、剪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