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字节跳动宣布了近期来最重要的一项人事任命：现任字节跳动CFO周受资兼任TikTok CEO一职。从Musical.ly联合创始人朱骏，到迪士尼前高管Kevin Mayer，再到“高富帅”操盘手周受资，这家中国出海企业在全球多个市场披荆斩棘之时，也吸引着国际最顶尖的管理人才们。而TikTok历任CEO的背景也暗示着这家企业发力方向和布局重点的变化，从国内到美国，现如今瞄准了新加坡及其背后的东南亚市场。

由于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出海企业在印度和美国屡屡受挫，包括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华为在内的一众科技公司，均于2020年开始在新加坡设立更多分公司并于当地广招人才，这也将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

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之都，新加坡近年来已成长为令人瞩目的科技创新枢纽。相关数据统计，有超过3500家跨国企业在新加坡建立了区域总部，全球顶尖100家科技公司有80家落户新加坡。同时，新加坡还是数码科技的汇聚点，东盟54%的互联网数据在新加坡安家。

在风险和机遇并存的海外市场中，新加坡的科技生态环境是怎样的？面对来自欧美和新加坡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国出海企业在新加坡的生存现状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

与其远观猜测，不如直接交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国际事业群（大中华区）副司长刘晋荣先生。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是新加坡政府贸工部隶属的法定机构，成立于1961年，主要负责制订和实施商业与投资策略，并协助加强新加坡的环球经济中枢地位，其负责的产业范围占据新加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以下为采访实录，部分内容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稍做整理。

新加坡的整体经济环境

品玩：能简单介绍一下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吗？

刘晋荣：新加坡独立于1965年，60年代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所以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下文简称经发局EDB）在制定经济策略时，主要吸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当时制造的主要产品有假发和蚊香；到了70年代，新加坡经济产业也转向了技术密集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出口产品是惠普口袋计算器；再到80年代，新加坡经济演变为资本密集型，90年代继续升级为科技密集型；现如今，新加坡的整个经济体更专注于创新密集型产业，比如疫情大背景下的新药研发和新智能经济。

经过约60年的发展，新加坡的人均GDP从1965年时的1000美元，增长到近几年的6.5万美金左右，差不多翻了65倍左右。

品玩：新加坡经发局EDB近期最为关注的中国市场发展趋势是哪些？

刘晋荣：首先是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及其整个商业模式，包括很多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打法，这些在东南亚都有非常大的潜在市场，也是一个商机，新加坡如何协助他们（中国企业）入驻新加坡，打入东南亚市场是我们最为关注的。

其次是中国的生物医疗，东南亚很多国家目前已经开始进口中国的医疗生物产品，新加坡相关的公司也在往外看机会，我们希望能在这条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还有就是生产方面，疫情重新整合了供应链，很多有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已经在考虑是否能将供给或终端更靠近东南亚，这也是我们在密切关注的。

品玩：新加坡的资本市场比较成熟，请问近年来投资环境如何？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刘晋荣：新加坡的定位一直是一个枢纽，是资金和人才交汇的地方。谈到投资环境，就一定要提到新加坡两个巨头公司，淡马锡和GIC，即便在疫情背景下两家公司依然很活跃。2020年的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数据平台的数据显示，GIC投资了177亿美金，是全世界主权基金中最活跃的投资方。在科技领域投资方面，这两家公司同样数一数二。

此外，驻扎在新加坡的风投机构目前也超过了150家，其中包括B Capital（由Facebook联合创始人Eduardo Saverin创办）、East Ventures等。这些资本聚集在新加坡，也提升了整个科技初创环境，做东南亚市场的初创企业中，34%会以新加坡为根据地，而就东南亚融资项目而言，过半数都会选择到新加坡注册公司。

品玩：与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新加坡科技公司有何特点？是否存在某种“新加坡模式”呢？

刘晋荣：新加坡本土市场是“小而美”的，这是劣势也是优势。如果市场足够庞大，它可以让行业有足够的时间，在一个相对同质化的市场中进行迭代，从而累积起规模效应。但市场小也表示，每一个新加坡公司从诞生那天起，就必须以国际视野来制定自己的产品、市场，以及发展战略。

其实新加坡自身的经济增长也是这样的，60年代时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思维，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当时新加坡因为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失去了整个马来西亚腹地市场，国家继续发展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放市场与世界接轨。

所有新加坡本土公司的共性，就是它们都以国际市场为第一市场，这也决定了公司的文化和发展形式。比如创始团队的背景都很多元化，公司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更高，而另一方面，如何跨区域和文化管理多国市场，也是新加坡企业建立第一天就要做的功课。

新加坡的科技生态

品玩：在新加坡科技圈中比较活跃的公司都是哪些？多来自哪里？

刘晋荣：像中国大众比较熟悉的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其实都是新加坡科技生态的重要成员。美国的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Microsoft等公司在新加坡的体量也在逐年递增。除了这两个科技大国之外，欧洲、日韩、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巨头科技公司，也都在新加坡有所布局，可以说新加坡的科技生态是非常多元化的。只要对东南亚市场感兴趣的企业，基本上都能在新加坡看到它们的身影。

新加坡一般承担他们的区域总部职能。新加坡也是区域销售团队的根扎地。很多公司也会借助新加坡的科技工程优势，把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设立在新加坡。

品玩：新加坡当下的科技生态是怎样的？跨国公司能在这里获得什么？

刘晋荣：从我们的理念来看，生态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栖息环境、机遇、人才。优质的栖息环境会衍生全球化的机遇，机遇能吸引人才，人才可以加强栖息环境，如此良性循环将创造一个涌动的飞轮效应，把整个生态带动起来。

品玩：栖息环境具体指什么呢？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晋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的连接性。一方面是交通方面的连接性，经营生态如果不能和市场接轨的话，定位就不成立。东南亚的市场比较分散，如果想要非常有效率地去覆盖整个市场，就需要有一个连接枢纽。新加坡有120多个航空公司，连接100多个国家，380多个城市，在飞行半径4小时之内基本可以到达东南亚的任何角落。

另一方面是数字连接性，比如国际带宽。做国际市场需要的缩短的不止是地理距离，还有服务和数字化的距离。新加坡的国际带宽在亚太地区是数一数二的，近期我们还在缔造一个数字经济伙伴协议，可以将其理解为数字经济时代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已经和澳大利亚、智利和新西兰签署了数字经济协定。

还有就是新加坡稳定的政治氛围。新加坡的国策立场一直以来就是中立。这可能也是很多跨国企业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之一，在外界动荡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这里可以给跨国企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营商环境。

品玩：对于跨国巨头企业、中小型初创企业来说，它们能在新加坡获得同等的机遇吗？

刘晋荣：其实很多时候这两类公司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小公司需要的更多是客户背书（reference customer），针对这样的需求，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新加坡认证计划（Accreditation@SG），通过的企业可以获得当地政府和本土企业的优先考量。截至2020年9月，获得认证企业的关联合同总价值在30亿人民币左右，而获得认证企业的融资额在15亿人民币左右。

跨国巨头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缺的从不是资源，我们与之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看重的是这个市场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感染力，能不能吸引人才，这也是我们竭力打造栖息环境的原因。此外，跨国巨头还需要可以一起承担新业务风险的伙伴，这一点经发局EDB正通过设立相应的部门，利用我们内部的资源来帮助大型跨国企业进行内部创业。

品玩：能否拆解一下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政策？

刘晋荣：新加坡有一个说法，我们没有任何的天然资源，可能连淡水都不够，直到今天，我们的饮用水都有一部分依赖于从马来西亚进口的资源。也因此，每个新加坡国民从小就有一种危机感，我们深知国家唯一的天然资源就是人，人才的多寡优劣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竞争力。

新加坡对教育的注视程度极高，在刚过去的2021年预算案中，教育拨款的比例很高。即使是在疫情之下，教育依然是我们第三大支出，比负责经济的贸工部支出还大。既然人才是唯一的资源，我们就要做到人才潜能最大化的挖掘，不管是学术型的人才，还是工匠型的人才，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中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出路。

具体来讲，新加坡对本土人才的培养从学校教育开始，到就业前培训，再到入职培养，以及持续每个国民终生的就业后培训，都设有持续的且成体系化的项目。学习成为了多数人的终生的课题。

品玩：新加坡在吸纳海外人才上有何具体措施？

刘晋荣：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人士。可以说，外籍专才是新加坡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我们对外来人才一致保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在新经济领域，为了更好的服务科技领域方面的一些需求，我们去年宣布了Tech.Pass计划，通过申请的顶尖科技人员可以在新加坡长期逗留，且不受雇于任何新加坡企业。他们可以一边辅导新加坡当地的科技企业，一边以新加坡为平台去洞察新机会，我们希望给予这些人才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做深度的科技创新探索。

品玩：除了顶尖的科技人才之外，新加坡也在吸纳中腰部海外人才吗？

刘晋荣：新加坡也需要实践性和执行性的海外人才。我们发现很多海外公司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第一步需要将公司文化和运营常规等带来新加坡，通过会建立一个先遣队跟国内总部做无缝衔接。对这类跨国企业来说，第一批常驻国外的必须是企业内部的资深员工，新加坡会有选择性地为这类公司提供相应数量的首席位工作签证。

除了政府引进人才之外，新加坡科技生态中的众多企业也在吸引着优秀人才。不管是在新加坡还是全球，这些科技巨头都可以被称为数字领域的KOL。对于科技人才来说，新加坡能让他们同时接触到欧美系、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头部公司，他们的履历也可以同时被标注上多个背景的工作经历，这些人才参与新加坡科技生态建设的同时，也高浓度地被生态赋能。这是人才、企业、新加坡的“三赢模式”。

新加坡的中国企业

品玩：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发展现状如何？这些中国出海企业，在近3-5年内，其思路和运营模式有何变化吗？

刘晋荣：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6000家了，它们分布在各行各业，除了科技互联网公司之外，洁净能源、石油化工、基础建设等领域也聚集了很多中国企业，新加坡目前的很多基础建设项目比如地铁建设，能看到中国公司的身影。还有物流、航天航空、大众消费和金融，都有中国企业的足迹。

中资企业过去10年中的国际化，总体而言是愈加成熟和自信的，从人员配置和产品模式方面都有所体现，第一批出海的中国企业当时多以外派的方式，将国内的管理机制和产品模式复制到海外，但多数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现如今出海的中国企业在用人方面会更加开放，敢于在当地市场聘用背景更加多元化的人才，当候选人范围越广之后，找对人用对人的概率也随之提升了。而在出海产品上，对本地化运营的认知和敏感度也越来越强。

品玩：我们观察到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近年来纷纷加码布局新加坡，能分享下您对这个现象的观察和看法吗？

刘晋荣：客观地说新加坡本地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这些跨国企业落户新加坡看重的肯定不是本土市场，他们真正想要竞逐的是6亿多人的东南亚市场，甚至是79亿人的地球村。而新加坡可以提供的是优质的平台，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其定位更像是经营特种部队的运筹帷幄的司令部，真正的战场其实在我们的门户市场。

举个例子来说，新加坡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有包括Lazada、Shopee、Amazon等五个大型国际电商平台。这看起来的确不太合理，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并不是他们的主战场，而是他们的国际化实验室，他们在此打造自己的面向整个东南亚的产品和战略思路，在新加坡市场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大规模投放于东南亚市场。

品玩：您认为东南亚市场整体的特点是什么？近年来有新的发展趋势吗？

刘晋荣：其实东南亚的每个国家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有几个共同点：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市场，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都在35岁以下，更具来说是60%的人口年龄都低于35。

第二，东南亚的经济正处于飞速增长的阶段，中产阶级正在爆发。我们这边有到的数据显示，在2030年整个东南亚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GDP规模将达到10万亿，中产阶级市场将超过4亿人。

第三，是数字经济开始在东南亚占据主导地位，东南亚目前的互联网用户体量在4亿人左右，其中10%来自2020年单一年份的增长，大部分的增长开始由一线城市向农村等下沉市场延伸。2025年东南亚的互联网市场规模将为3000亿美元。

很多经历过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业内人士会发现，东南亚互联网市场的现状，跟中国10年前非常像。因此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史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对很多中国互联网人来说也是个难得的机遇。

品玩：国内一些声音认为，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在新加坡必有一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来自各个国家的科技企业是否都将在新加坡卷入“东南亚争夺战”？

刘晋荣：我们欢迎任何背景的公司，将新技术、新想法、新模式带到新加坡来做验证，但这里确实不是乌托邦，竞争也是存在的。所有对东南亚市场感兴趣的公司，自然都是竞争格局里面的一员，但竞争也可以是正面的，它可以给这个生态里的所有参与者带来创新和活力。

竞争对科技人才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历练，他们经历的所有实战和积累下的经验，都将成为其在国际平台上的能力与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更是获利方，可以从中享受到更好、更高效的服务。

再者说，竞争也并不是企业间唯一的互动方式。新加坡这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度，开车不到一小时就能横穿整个国家，这里更多的是合作共赢的机会。

品玩：相较于中美等较成熟的互联网企业，新加坡本地的互联网企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那么在监管或推动这些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新加坡现在或者未来，会参考中美等互联网行业的一些经验教训吗？

刘晋荣：说回新加坡市场体量较小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主导世界的局势，新加坡要做的事和世界接轨，这就不能闭门造车。如果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参考，我们一定会虚心采纳，但是因为国情和市场特征的差异，也不可能照单全收。原则上我们会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找出适合新加坡的政策方案。

像监管方面的话，新加坡在制定政策之前一贯会采取公开咨询的方式来征求各界意见。像去年我们推出了新加坡支付服务法令，于2020年1月开始实施，整个法令在简化了流程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与支付系统的监管，市场对此的反应也非常热烈，从中我们看到法令完美地平衡了监管的确定性、消费者的保障，以及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