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通说
高校管理 ，新加坡“南大”经验可借鉴！
10月15日，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绝笔信”，控诉遭到校长王清远“利益集团”的强烈排挤与斗争，随后失联。
10月16日，毛洪涛的遗体在住家附近的江安河畔被找到， 警方判断为溺水身亡并排除他杀。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因为和校长的“内斗”，走上一条“不归路”值得深思。
无独有偶，在网上一查，近年来高校发生类似因为管理方面的矛盾，造成非正常死亡还有几例：2011年， 合肥工业大学校团委副书记陈刚老师，在该校逸夫楼坠楼身亡，享年34岁。2013年，重庆大学博导梁锡昌教授跳楼身亡，享年79岁。
这几起身亡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出在管理体制上。这三起自杀身亡事件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两者在管理体制上是不一样的。
南洋理工大学前身，是1955年民办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倡办人是新马胶业钜子陈六使先生，云南园校址由陈六使捐赠，陈六使先生并且担任学校的董事长，学校实行了“董事会领导、校长负责”。
南大创办初期，该校董事长陈六使，聘请了著名人士林语堂担任首任校长。由于林语堂在学校基建规模上和教授的待遇等方面要求太高，南洋大学在财力上不能承受，虽然林语堂是“大文豪”，董事长陈六使仍然果断炒掉了校长林语堂，后来林语堂还因为报酬等问题状告陈六使，陈六使个人掏腰包“补点钱”给林语堂才了结。
由于南洋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校长负责”，就不可能出现校长“逼走”董事长的事情，如果校长与董事长不和，董事长可以炒了校长。
1980年，民办的南洋大学关闭。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上成立南洋理工学院，为公办理工类大学。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与国立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中国人对这所大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中国在新加坡开办的“市长班”，就在这所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转为公办后，仍然学习民办高校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特别是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层的经验。
2006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在管理上正式企业化，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校长由董事长聘请。多年来。该校的校长一直聘请外国人担任，校长到期就重新聘任。
2018年1月1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著名学者苏布拉·苏雷什教授接替安博迪教授担任校长，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他们均为外籍人士。
在南大，可以说校长就是为董事会“打工的”，董事长随时可以“炒鱿鱼”把他辞退。由于管理上的差异，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成都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恰恰相反的是：近年来， 南洋理工大学董事长聘任了四任学校校长；成都大学的校长“排挤”走了四任党委书记！
董事会是大学的规划、决策机构，也是大学的管理支柱。
同时， 新加坡政府设立学校的协调委员会， 由政府人员组成，履行其宏观管理职能，以及提供学校的办学科研经费等等，大学实行独立自主办学，学校的日常工作，全部由校长负责。
中国公办大学基本上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这与“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是 “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下， 董事长是“一元化”领导，校长由董事长聘请。
“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是“党政双核”领导。书记抓全盘工作、负总责，校长一般是副书记、主管行政。因为在党内职务上校长是副职，所以一般人理解为书记为“一把手”、校长为“二把手”。
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也有人说是“ 一把手领导下的二把手负责制”，这到底是“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也很让人费解。 成都大学党委书记的自杀事件，主要是书记与校长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产生党政领导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党政机构在体制上的矛盾。
高校加强党的领导，重点是“改进党的领导”，只有通过“改进党的领导”的方法，才能达“到加强党的领导”目的。
1. 参照国有控股企业管理的经验， 国有控股企业一般都设立董事会，由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并且明确了董事长的权力：总经理由董事长聘任。中国的公办高校也可以设立董事会，由党委书记兼任兼任董事长。
校长由董事长聘任，这就不可能出现总经理“逼走”董事长的现象了。最大的好处就是，聘任校长可以打破在中共党员中选拔的限制，”不拘一格降人才“开拓选拔校长的范围，新加坡南大在全世界选校长的经验可以学习。
2. 学习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 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基本上实行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在高校内实行党委书记兼任校长，党委书记是学校的全盘负责人、也是第一负责人。这样也就不存在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了。
中国在许多基层政府部门，有实行党政领导一肩挑，书记镇长由一个人担任， 避免出现党政“两个山头”的现象。如果校长书记是一个人，也不存在校长的“独立王国”问题了。
3. 不设立“ 专职党委书记 ”岗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大学在一段时期，不设立“ 专职党委书记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果聘请的校长是非中共人士，可由其他人兼任党委书记。
新加坡的执政党在政府没有设立一个“岗位”，人民行动党内的领导不拿政府一分钱工资，但是，丝毫不影响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现在公办的高校，基本上都当作“衙门”来办的，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分为省部级和厅级，重点高校多为副部级，普通高校一般是厅级 。
把高校当作“衙门”来办，弊端很多，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影响下，一些人不研究学术，精心研究“权术”，使琢磨人的人比琢磨事的人还要多，他们沉迷官场，一心一意想“进步”，出现了没有提升而自杀的现象，令人痛心。
2011年3月23日 ， 合肥工业大学校团委副书记陈刚老师，在逸夫楼坠楼身亡，年仅34岁。跳楼前他留下的 《为理想中的工大而献身》 的遗书， 虽然他在遗书中，主要是批判学校用人制度等等腐败现象，但是引发他自杀的直接原因，却是自己副处没有提拔为正处。人生苦短，什么副处正处，最后都归一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没有行政级别， 实行企业化管理，全员聘用制。在新加坡，公办的中小学的教师是“铁饭碗”，享受公务员待遇；而南大的教授却是“泥饭碗”是“打工者”，学校随时可以聘用，也随可以辞退。
由于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彻底铲除了“官本位”的土壤。该校不但校长是聘请 的，教职员工也实行聘用制。现有5000多名教职员工，一半以上是从外国聘请来的。
如果学校从上到下都没用行政级别，在什么岗位就享受什么待遇，就根本不存在”副处提拔为正“的问题了，也不存在为没有提拔而自杀的现象。
2013年5月4日，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博导梁锡昌教授从重大传动实验室5楼一跃而下，以死抗争。有网民说， 重大机械学院一群官僚用2年时间，就把几代人数十年心血建设成的全国数一数二传动实验室搞到摘牌。
校方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其身亡为“个人原因”。但是导致梁锡昌教授跳楼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传动实验室被摘牌“。
中国公办的研究经费基本上都来源于国家拨款，人财物基本上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实验室的成立或者撤销，都要由领导说了算。学校要想上一个科研项目，都要跑步（部）前进。项目批准下来后，学校的行政负责人，一般也就是项目的负责人。因为国家提供资金，项目的生死大权，都是由领导说了算。
高校的重点是”产学研“，”产学研“的重点是“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学校只是一个舞台，科研人员来唱戏，从事科研的人员不找市长找市场， 他们都围绕市场转，项目自己找，班子自己建。
学校只为这些研究所提供一个”平台“，经费哪里来、人员哪里来，都是由项目负责人自己想办法，说白了，就是自己组织一个“草台班子”，利用学校提供的舞台来“唱戏”。唱得好接着吃，唱不好，就换一台戏。
科研经费一般都来源于企事业单位的赞助、个人捐赠、校友支援等等方面，政府投资的项目只是一个部分。
如现在学校里的机器人研究所、新能源研究所和生物制药研究所等等，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市场化管理。笔者日前登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网站，就看到有一个能源研究所招聘工程师 一个招聘公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所招聘一 人，要求具有如下背 景：化学，电化学，催化或燃料电池，硕士以上学历，薪水面谈等等。这类招聘广告，在学校的网站上经常出现。
既然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高校的 ”产学研“，也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
世界上许多名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等都是民办大学。
中国的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容许民办高校的存在。 前几年，中国曾经对事业单位进行“改制”，就是“公办改为民办“、“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终身制改为聘任制“等等，这在方向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切莫因为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就又走回头路了。
如日前，一些民办的高校，又纷纷改为公办了。不管民办公办，都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来办，否则，都不好办！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只创办几十年，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学，学校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2017年6月7日、2018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南洋理工大学名列全球第11名。
2018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发布，南洋理工大学在亚洲排名第二，排名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且连续第五年被QS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年轻大学(50岁以下)。
中国的高校，可以学习一些国外高校的管理，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高校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作者：田柏强，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现旅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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