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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以来举国学习新加坡模式,推动经济管理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并一直备受各界瞩目。
香港《南华早报》5月24日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新加坡做榜样了吗?》,指出新加坡作为“中国官员培训基地”的角色在弱化,并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发展的新方向。
该文援引多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过去作为“学生”的中国在日益强大,不再需要新加坡这位昔日的“老师”了。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中国从新加坡取到“真经”了吗?中国没必要向新加坡学习了吗?
诚如该文所言,中国在过去几年派去新加坡的求学官员大不如前,不仅人数越来越少,高级别的官员也不多见。这一方面同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有关,政府对因公出国培训的管控越来越严,使许多向往新加坡培训的官员无法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日益强大,许多官员信心满满,认为不必要学习新加坡了,现在反而是其他国家乃至新加坡要向中国学习了。
▲新中两国领导人见证签署备忘录
与此同时,新加坡与中国在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等地的合作项目,为中国学习新加坡提供了本土“样板”,大有替代新加坡培训的趋势。供求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的确使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必要性在弱化。
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确成绩骄人,但是在社会管理、城市治理和政治发展等方面,还有许多可以从新加坡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高密度人口的宜居城市治理方面,新加坡仍然是中国不可多得的效仿榜样。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大有引领世界的趋势。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提升和改进之处。特别是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际,面临的挑战更多也更加严峻,这使学习他国的必要性有增无减。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行性不足,仍然无法同学习新加坡的契合性相媲美。欧美国家同中国的基本国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大异其趣,即便可以取法一二,却很难成为中国举国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也不具优势,很难为中国提供体系化的知识输出。
虽然中国国内培训可以为各级官员提供相关知识,但是赴新加坡学习的关键优势在于可以实地考察并获得一手认识。在国内培训获得的间接资料和“二手”知识,可能远不如亲赴新加坡得到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
▲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培训了上万名中国公务员
以我曾经工作的南洋理工大学为例,会为培训学员提供一半时间的实地考察参访,与政府官员和基层领袖交朋友,实打实地接触和了解城市治理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做法。现任和卸任的政府官员也会到课堂上现身说法,介绍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这些鲜活的实践经验和真知灼见,是国内培训和书本知识所无法给予的“真经”。
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新加坡的误读误解,避免以讹传讹。因此,到访新加坡求学取经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对于中国官员而言是非常值得的过程。
就此而言,虽然中国可以学习的对象很多,中国自身能够提供的学习机会也越来越多,但中国需要学习的方面并未减少,向新加坡学习也并没有过时或变得不必要。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先后有数万名各级官员赴新加坡求学,江西、广西等省份的地方官员几乎达到了轮训的程度。
新加坡的高校和培训机构为中国不同部门和级别的官员提供差别化的培训,既包括一年期的硕士项目,也有数周或数月的短期培训项目。这些受训官员不仅为中国带去新的理念、技术和实践,也成为联结中新两国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桥梁与纽带。
更为重要的是,中新双方的互学互鉴完全超越了单纯的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而是朝着合作共赢和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在输出知识的过程中,也从中国学到许多,并从同中国的经贸往来中获得投资和商业机遇。中国在学习新加坡的同时,也在挑战和砥砺新加坡的许多方面,推动新加坡精益求精以赢得比较优势。中新双方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可能是未来两国相互学习的主旋律。
(作者:马亮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以标题“良性互动是中新相互学习的基础”首发于《联合早报》20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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