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自2011年起，新加坡卫生部开始从中国招聘八年制医学生到新加坡行医。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八年制医学毕业生在接受一个月集训后，将被派到中央医院、陈笃生医院、樟宜综合医院、心理卫生学院、邱德拔医院、竹脚妇幼医院，以及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
本文作者：高峥
2013年9月，本文作者高峥从上海远赴新加坡，同其他20余名国内的八年制毕业生一起开始了在新加坡行医的旅程，接触到了更加规范的诊疗理念，和更为严格的临床培训。
（一）
提笔回忆自己的2013年，既有庆幸和感恩，又有心痛和沉思。2013年夏天，我完成了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学业，成为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首届50名八年制毕业生之一。当我身穿博士服与父母合影时，八年前被交大医学院录取时的场景仿佛重现在眼前，只是当时自己和家人一定都没料到我会成为一名“儿科博士”，更没有想到的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在海外。随着毕业照的定格，我的身份也从“高同学”变成了“高医生”。2013年9月从上海远赴新加坡，同其他20余名国内的八年制毕业生一起开始了在新加坡行医的旅程。从国内的临床型研究生，到新加坡的外籍医生，身份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然而工作内容却始终围绕儿科临床一线，因而一切场景却又似曾相识。与热带岛国的探险之旅相伴而来的，则是接触到了更加规范的诊疗理念，和更为严格的临床培训。
（二）
2013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的面试中，我被面试官问道 “你对在中国接受的临床培训有何看法？”这又何尝不是一直以来萦绕我脑海的问题呢！于是我稍加思索后，这样回答：“我非常感激国内的临床训练经历，然而又确实无法对它满意。”（I’m grateful to, but never satisfied with the clinical training I received in China.） 显然，这一说法激起了面试官的浓厚兴趣，于是就此切入聊起了我在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培训经历。上海交大医学院作为国内医学院校的“第一方阵”，有着与海外医学院校的长期合作关系，而我也幸运地在五年级时获得了赴美国临床实习3个月的机会，成为母校国际影响的切身受益者之一。这段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尽管当时的医学知识还非常有限，甚至对国内的临床环境也尚缺乏完整认识，但依然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度过了八年学业中最为难忘的三个月学习时光，因为我亲眼见到了勤奋的美国住院医生、热衷带教的上级医生，和高标准严要求的规范化临床培训。美国住院医生的工资与其他行业基本相仿，但其工作时间却相当惊人，有时甚至超过每周100小时，是普通白领工作的2倍以上。而又是什么让他们坚持起早贪黑地忘我工作呢？是发自内心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相比之下，国内的低年资医生绝非不够聪明勤奋，只是缺乏在临床工作中被自我激励的机会，更缺乏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踏实积累临床技能的大氛围和公平的考量标准吧。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年前的2012年12月，我作为应届博士毕业生参加国内三甲医院儿科住院医师招聘时曾被科主任问到的那些问题：“是否还单身”、“近期是否打算在上海买房？”、“作为男生从事儿科家人支持吗？”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本应高度专业化的职场面试中，竟对专业培训背景只字未提，而只被问及从医的“后顾之忧”，让我自己既感到不被重视的失落，同时又不免对国内儿科医师职业前景的叹息。诚然，在每况愈下的儿科医患关系和微薄的收入之下，儿科医生这一本应受到全社会尊重的行业正遭受严重的人才匮乏，甚至已经成了需要用苦行僧般的隐忍和勇气来“坚守”的职业岗位，又怎能不令人扼腕和惋惜呢？
（三）
在新加坡遇到的医生同事，可谓“品种多样”，除了本国培养的医生外，还有不少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医生在新加坡发展。虽然众多医生的文化背景不同、英语口音各异，但他们在工作时都表现出非常好的职业素养，且上下级之间相互尊重、平等讨论、相互学习，可谓“英雄不问出处”。我接触到的高年资医生，大多理论知识非常全面，而且非常热衷于带教。他们在查房时会有意与年轻医生探讨病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并鼓励住院医首先提出自己的判断和诊疗方案。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临床工作，我不禁把身边的医生当做榜样，使自己每天都能感到自己的进步，也渐渐收获了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久违的职业认同感。
记得我第一次被这样的临床培训方式所震撼，是在一次“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的床边带教课上。讲课由一名高年资主任医师和一名资深呼吸治疗师共同主持，他们把住院医生领到一间空闲的病房中，而5台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呼吸机已经准备就绪。资深呼吸治疗师先是风趣地说“今天我准备了五台机器供你们来玩！”他竟然真的用了“玩”（Play）这个词。接着又解释“你们只有自己操作，才能真正学会，这里没有真正的病人，所以是犯错误的最安全地点”。在1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上级医师往往只解释最核心的要领，而操作细节全部交由每位年轻医生亲自动手体会、在摸索和犯错中学习，同时带教医生对低年资医生有问必答，直到每个人都掌握了要领为止。
除了严格的住院医培训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包括医院和政府在医患沟通和公众宣教方面所做的努力。医院定期组织患者经历分享、病友俱乐部等活动，来帮助更多患者来解开身体疾患之外困扰他们的“心结”；每个住院患者都能在需要时获得医院社工（Medical Social Worker）的支持和免费咨询，以帮助他们解决看病的后顾之忧；在每年的“孤独症知晓日”（Autism Awareness Day）、世界早产儿日（World Prematurity Day）等，也往往会有慈善活动来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帮助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
在我工作的竹脚妇幼医院（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我曾参加过关于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的病友分享活动。围产期抑郁症是孕妇怀孕期间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轻者表现为情绪不安，重者可能有自杀倾向并需要药物控制。然而由于公众认识不足，大多数患者无法得到适当的干预以及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在医院的邀请之下，几位有相关经历的母亲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以中英双语出版后，免费发放给参与的医生和患者。现场分享活动中，一位母亲在台上朗读自己的故事时突然潸然泪下，哽咽着说“那段经历即便现在想起来也十分难忘，幸好有这么多医生护士的支持和陪伴。”
反观国内的情况，我认为公立医院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普及健康常识、促进医患沟通和提高依从性的职责。这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动机不强都有一定关系。然而，我们时常能看到因为公众甚至媒体基本医学常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恶果：新生儿感染性皮肤剥脱被媒体误导为“暖箱烤死新生儿”；保守治疗暂时缓解先天性巨结肠症状被媒体报道为“开价十万的病被八毛钱治好”；好心儿科医生因不给患儿静脉抗生素治疗而被殴打……医院和医生被公众“妖魔化”，反而使虚假医药广告趁虚而入。这些悲剧和闹剧的背后，其实与公众缺乏和误解基本医学常识有很大关系。
有时被亲友或师长问起，选择出国行医是对国内医疗环境的一种“逃避”吗？我只好苦笑，然后答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因自己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因此倒不如在年轻时努力积累自身的经历和视野，首先争取成为一名临床技能过硬的好医生，再期待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自己能有机会为改进国内的儿科现状、建立更好地临床培训做出些贡献吧。只愿下一代中国医生能接受比我们更好的培训。
(文/高峥 信息来源于医学界杂志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