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人、一个曾在上海工作的比利时人为何在疫中成为新加坡人？

toutiao

3年之前

两个中国人、一个曾在上海工作的比利时人为何在疫中成为新加坡人？

从小接触多元文化对于孩子的成长也很有利，可以塑造更包容、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疫情之年，一些在新加坡定居工作的外籍人士，选择放弃原有国籍，在小红点落地生根。跨境旅游受限，两年多无法与家乡亲人团聚，甚至见不到最后一面，让他们深感无奈遗憾。但他们依然憧憬在这里建立新家园，融入新加坡生活，谱写各自的新加坡故事。（严宣融、卓祾祎、何家俊摄，以及受访者提供）

更换国籍是人生大事，事关职业规划、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以及效忠意识。新加坡一向保持开放态度，欢迎有能力并愿意融入新加坡社会的外来人才在这里安居乐业。

然而疫情当下，国际航旅限制重重，放弃原有国籍会有怎样的影响？新公民面临怎样的挑战，又为何义无反顾地选择在狮城落地生根？

《联合早报》采访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的新移民，有单身青年，有核心家庭，听他们讲述在疫情期间，各自的新加坡故事，以及如何在生活中融入新的大家庭。

马里奥 |

看好新加坡智慧国愿景

2000年，31岁的平面设计师马里奥（Mario Van der Meulen）从家乡比利时只身前往上海工作，不仅让父母捏一把汗，自己也悬着一颗心。他心想给自己三个月适应时间，大不了卷铺盖回家。那时吸引他的不仅是即将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还有甜蜜的爱情在向他招手。

马里奥的太太卢坤儿（50岁）是出生于菲律宾的华人，当时在台湾工作，两人从网络笔友开始相识相知。1999年，马里奥借由出差香港的机会见到梦中情人，很快就确定关系并计划如何缩短远距离恋爱。刚好卢坤儿的阿姨就职的国际广告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在招人，马里奥因此获得到上海的工作机会。几个月后，卢坤儿也在上海找到工作。

正当两人即将迎来幸福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公司重组让马里奥被派到香港工作，两人又被迫开始了异地恋。马里奥说：“我们对彼此的感情非常笃定，在频繁的两地奔波中，我们决定携手走入婚姻。”

2002年，两人在香港注册结婚，在上海的教堂办了婚礼。隔年，马里奥从香港裸辞回上海与妻子团聚。他说：“2010年世博会前的上海正值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虽然我没有全职的雇主，但从来不缺工作。”

为儿子移居狮城

一个是广告与设计界的专才，一个是国际餐饮业巨头的高管，马里奥和卢坤儿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却又为何选择移居新加坡？马里奥摸着儿子卢世钧（14岁）的头说：“这个小家伙出现后，我们就觉得应该换地方了。”

马里奥（右）认为新加坡虽然是国际都市，离大自然并不遥远。（受访者提供）

“除了空气质量等因素，也为了孩子的成长环境。”卢坤儿说：“当时作为跨国公司的外派高管，虽然各方面待遇都不错，还有专车接送，但终归与当地人的生活有隔阂。比如外国小孩只能去国际学校，有一种生活在‘泡泡’里的感觉。”

早在初相识的2000年春节，马里奥就和卢坤儿携手同游狮城，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2013年前后，马里奥有意参与一个在新加坡的项目，“那段期间我每个月都从上海飞来新加坡，新航空姐都记得我的名字。”

2013年，马里奥在新加坡找到工作，举家搬来新加坡。相较于已经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上海，夫妻俩却在这里瞬间找到归属感。卢坤儿说：“我从小在家里讲福建话和菲律宾语，在学校使用英文和华文。来新加坡后，耳边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方言，很亲切。”

卢坤儿（左）认为新加坡多元种族、文化、语言的环境让她倍感亲切，对于儿子是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受访者提供）

多元文化可扩大视野

“而且在新加坡街头不会被当作‘稀有动物’，还被‘砍菜头’（敲诈）。”马里奥回忆初到上海的生活忍不住笑着说：“2000年代初，在中国的外国人还很少，走在路上常常被人拉着合照；还有一些商家见我是老外，就漫天要价。”

记得刚结婚的某个情人节，马里奥买花的时候不忘太太的日常叮嘱，特别记得跟商家讲价，结果还是被“宰”，卢坤儿知道后坚持拉着老公回到花店讨公道。马里奥说：“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际化都市，大家相处融洽，不会有谁得到特殊对待。”

“比利时也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不幸的是，这些议题总是被放在对立面上讨论。”马里奥说：“从小接触多元文化对于孩子的成长也很有利，可以塑造更包容、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一家三口在2015年SG50金禧国庆日前夕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2019年全家提交成为新加坡公民的申请。卢坤儿说：“儿子在这里长大，讲一口地道的Singlish，几乎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策大体上更照顾新加坡人，比如在升学方面，我也希望他不被能力之外的因素拖累。”

科技业资深设计师马里奥（中），与妻子卢坤儿、儿子卢世钧在2019年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严宣融摄）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当然也包括护照。马里奥的想法颇具忧患意识，他在目睹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意识到，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爆发战争等状况，各国撤侨的硬标准就是护照。此前，马里奥和儿子持有比利时护照，太太持有台湾护照。

在上海期间，马里奥也曾为太太申请比利时护照，但最后的移民评估裁定，没有在比利时生活过的卢坤儿与比利时没有“生活上的联系”，这让马里奥感到被冒犯。不过他并没有搬回比利时工作或养老的打算，因为他认为未来属于亚洲，属于以打造“智慧国”为愿景的新加坡。

“在科技创新行业里我们有一个说法：亚洲总是比欧洲快半天——这是句双关语，不单指时区上的差异，也形容行业发展态势。”马里奥说：“我在1995年就独立设计了第一个网页，一直走在行业前端。新加坡一直强调科技创新，这不仅符合时代潮流，也与我的专业贴合。而且从新加坡建国57年的发展来看，政府提出的愿景都能做到，因此我对新加坡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分享经验提携后辈

马里奥现任一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的客户战略与应用设计总监，时常作为讲员出现在新加坡的理工学院、企业培训和交流会上。他观察到新加坡很多从事设计工作的年轻人并非出于热忱，设计类专业也被视为次等选项，他希望以自己近30年的行业经验告诉后辈们，创意能真正改善人类的生活，在未来会越来越值钱。

马里奥的新书《逆思维：做有意义的创新》，主体内容源自他在新加坡职场中与一名马来族男生的交谈和思考。（受访者提供）

2020年，马里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逆思维：做有意义的创新》（Counterintuitivity: Making Meaningful Innovation），内容源自他在职场中与一名马来族男生Ziqq的交谈。“Ziqq一开始对自己从事设计工作很没有信心，因为他没有学过画画。”马里奥说：“我告诉他在这个行业中技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思维能力和心态。

“后来Ziqq成功申请设计新加坡奖学金（DesignSingapore Scholarship），2021年取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颁发的双硕士学位。我也是在他和其他同事的建议和鼓励下，在90天内完成书稿，付梓出版，希望可以启发更多的人。”

因为疫情的缘故，马里奥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在比利时的父母。上周刚刚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一家人现在希望可以尽快拿到新护照，早日与亲人团聚。

史蒂文 |

因疫情没赶上母亲葬礼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在疫情下显得尤为残酷，特别是对有年迈亲人远在故乡的新移民家庭。和马里奥相似，拥有韩国首尔大学博士学位的化工工程师李史蒂文（Steven Lee，63岁）2001年受公司派遣，一家四口从韩国迁居新加坡地。

然而史蒂文却无法像马里奥一样，期待很快与母亲团圆。2020年6月，母亲病危的消息让他心急如焚，当时入境韩国的隔离期是14天，减班的机票更是一票难求。不久，弟弟那边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

尽管韩国并未对史蒂文的外国护照设限，甚至对奔丧人士豁免隔离，他还是没能赶上母亲的葬礼。他说：“母亲去世当天，我取得韩国大使馆的免隔离入境许可，但要隔日晚上才生效。我买到最早的航班是第三天一早飞抵韩国，落地后我马上做了核酸检测，要等三四个小时结果出炉才能入境。”

也因为疫情，在医院举行的葬礼须一切从简并加快流程。史蒂文就晚了几个小时，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成了他余生的痛。

报名学习华语

史蒂文作为一名新加坡房产经纪，接受韩国MBC电视台采访。（受访者提供）

2016年，史蒂文几经衡量后决定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毕竟要放弃故乡的户籍在情感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的母亲还生活在老家。”史蒂文说：“但考虑到两个女儿都在新加坡长大，大概也会在这里工作、结婚，我还是希望和她们在一起，在这里享受含饴弄孙之福。”

在疫情前，史蒂文每年两次回韩国看望母亲，生活还算美满。已经退休的史蒂文，本想创办自己的工程咨询公司，发挥在高分子纺织工程领域的专长，却因为疫情无法出差、联络生意而作罢。

史蒂文现在是一名自雇房产经纪，除了帮助同乡物色房子，也积极参与教会的公益慈善活动。他还使用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在民众俱乐部报名学习华语。宝刀未老的他说，希望疫情过去后，可以继续完成创业的理想。

王梦媛 |

几经纠结定下心入籍

2020年1月23日，除夕前一天，中国政府宣布千万级人口城市武汉因暴发冠病疫情而进入全面封锁，事态的严重性令世界瞩目。

当时，在新加坡就职的土木工程师王梦媛（28岁）正在江西家中与父母团聚。面对紧急疫情，王梦媛几乎是下意识地与朋友讨论，在微信建群筹款，短短三天内筹得8万元人民币（约1万6500新元）的善款；几经波折，终于购得医疗物资，通过可靠渠道送到直接对接的武汉当地医院。

大年初三，王梦媛赶着最后倒数的航班，以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回到新加坡。

热心肠，善交际，组织能力强是身边人对王梦媛的评价。与她大气豪爽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梦媛是个外形娇小的美女，出得了厅堂也进得了厨房。2008年，14岁的王梦媛考取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入读南华中学，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疫情动摇入籍计划

“因为从中学就在这里成长，气候文化都逐渐适应，朋友圈也在这里定型，回中国或去国外发展的可能性不大。”2019年8月，王梦媛提交了公民申请。然而疫情突然暴发，加上旷日持久让王梦媛心生动摇，几度想要撤回申请。

“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从小受到民族主义影响，感觉换国籍好像是不太对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疫情的现实困境。”王梦媛说：“很多和我相同背景的人都面临一个‘魔幻’的抉择：虽然新加坡护照可以带我去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但放弃中国护照，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意味着不知还要与家人离别多久。”

在当前的中国入境政策下，外国公民除非接种中国疫苗，或在中国有直系亲属病危，才可申请探亲或人道主义签证；尽管如此，入境后动辄一个月起跳的隔离时间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更无法赶上见亲人的最后一面。自2020年春节回到新加坡，王梦媛就再没见过父母；每次和家人视讯通话，奶奶都忍不住落泪。

最后是朋友的启发让王梦媛安下心来。“朋友让我思考未来10年、20年的长期规划在哪里，如果我有意在新加坡安家，那就该坚持原计划，因为疫情总会过去。”

2021年底，王梦媛成为新加坡公民；2022年7月，王梦媛即将和未婚夫郭文举行婚礼，并已经在中峇鲁购置婚房。唯一的遗憾是，双方父母无法来新加坡见证孩子最美的时刻。

王梦媛（左）期待搬入新家后，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卓祾祎摄）

办活动当“红娘”

助单身朋友拓展交友圈

残酷的现实不由人的意志改变，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过去两年，王梦媛发动自己的人脉优势，通过微信平台组织各种室内外活动，让单身朋友积极拓展交友圈。她和郭文就是在筹款赈灾时认识的。

王梦媛说：“尤其是疫情刚暴发的第一年，情侣间的分手率奇高。主要是大家突然开始居家办公，天天24小时无死角的相处会暴露很多问题，很多情侣发现彼此不合适就分开了。加上疫情时期大家深居简出，非必要都不出门，就更没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疫情期间，王梦媛常常组织室内和户外活动，包括徒步、射箭等，帮助单身朋友拓展交际圈。（受访者提供）

王梦媛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从户外徒步、射箭、野餐，到室内的桌游、牌局，只要符合社交安全距离措施，她都尽可能安排。两年下来，成功撮合了五六对情侣，其中两对已经结婚，这让王梦媛充满成就感。

回头来看，王梦媛说当初内心的纠结在宣誓成为公民那一刻就消散了。刚刚注册成为公民的头几天，她觉得生活如常依旧，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日子一天天过起来，融入感也在一点一滴中建立起来。

在湿巴刹感受温情

喜欢下厨的王梦媛经常一早去楼下的湿巴刹买鱼买菜。“现在下厨的年轻人本就不多，大多是在超市买菜，所以巴刹里的安哥安娣对我印象特别深。有时几天不去，还会问我去哪里了。”王梦媛说：“就在这小小的巴刹里，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气，和一餐一粟的生活感。

王梦媛（中）和郭文（右）喜欢去湿巴刹买菜，感受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卓祾祎摄）

“因为之前我都在租房，几乎一两年就会换住址，所以没有参加居民联系网或民众俱乐部。”不过面对即将在中峇鲁展开的新生活，王梦媛相信自己一定会在邻里继续发扬她热心肠，爱交际的“特长”。

马少华 |

组织活动拉近邻里关系

在组织街坊邻里的联谊娱乐项目上，马少华（41岁）经验十足，他一针见血地说：“活动要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马少华来自中国天津，2010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开始自主创业，是一家留学顾问公司的创办人。他于2015年成为新加坡公民，但在此之前，他就开始在西海岸景（West Coast Heights）的居民委员会（2018年后称居民联系网）参加志愿服务。

马少华不仅是商场上的一名创业者，也是组屋邻里不可或缺的好帮手和活动组织者。（何家俊摄）

举办邻里联谊活动

“人总是要交朋友的，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马少华说：“万事开头难，只要迈出第一步，之后就容易了。”马少华现在是所住组屋的居民代表，该座组屋的日常维护，比如遇到电梯故障，居民都会先找他；他也负责定期举办邻里联谊活动，并协助组织欢迎新公民的宣誓仪式。

“有小孩参与的亲子活动最受欢迎，比如打扮成卡通人物的派对。”作为一名父亲，马少华颇有心得，他说：“孩子们最容易打成一片，陪孩子下来的家长们自然也就熟络起来。有关公积金、养老理财等则是乐龄人士比较关切的话题，我们也会举办宣讲会。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会组团去办年货。”

马少华还是西海岸景居民联系网园艺兴趣小组的组长，他说：“儿子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发现科学课里有很多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心想不如在楼下的社区花园种一些瓜果蔬菜，好玩又好吃，还能让小朋友学习自然知识。”从他的手机相册里看到，除了丝瓜、茄子、豆角，他们甚至还种过D24榴梿树！

为居民提供防疫物资

马少华在社区花园里录制“Earth Hour”节目，倡导使用太阳能设备，节约能源，以及回收花草植物。（受访者提供）

有些活动也意在寓教于乐。马少华不时会邀请警察局的代表，在活动中宣讲有关防诈骗，或心脏复苏术等急救知识。疫情期间联谊娱乐活动受限，马少华转向服务居民的生活需求，比如分发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或如果有居民全家确诊冠病无法出门，给他们送饭等。

“除了身体上的不适，疫情也让人在心理上面对诸多挑战。比如与亲人的分离，失去工作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找人说出来，虽然现实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但至少能够舒缓心情。”

随着新加坡防疫措施进一步解封，组屋楼下的烧烤台也已重新开放。马少华已经迫不及待组织烧烤派对，希望看到孩子们久违的笑脸。

穆利 |

用善意迈出第一步

来自印度的水处理工程师穆利（Muley Tushar，52岁）曾参与新加坡多个水处理工厂的建设，包括我国首个海水淡化厂——新泉（Singspring）海水淡化厂、樟宜新生水厂和克兰芝新生水厂等。

2020年初，穆利与太太和两个儿子同时成为新公民。他说：“在这生活的16年里，新加坡让我的内心感到平静祥和，就像自己的故乡一样。”

穆利（右）随蔡厝港集选区议员周凯年探访居民。（受访者提供）

“此心安处”三条件

穆利认为，“此心安处”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上的充足，这一点新加坡毋庸置疑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其次是身边要有好朋友，要和邻居做朋友；最后是要接受自己与他人的不同。

他举例说：“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总有人问我‘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这句话在英文中很平常，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中却让人感到不适。当我理解这种文化差异后，就不会感到被冒犯。之后慢慢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多沟通、多澄清是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作为蔡厝港吉丰第四区居民联系网的一名执委，穆利不仅在疫情期间帮助有需要的家庭，他在疫情前就是民众俱乐部的跆拳道助教，每周活动一次。他给一些新移民的建议是，不要羞于表达自己的善意。他说：“有些性格内向的人总是不敢迈出第一步，可以从很简单的微笑、点头做起。你就会发现，新加坡人其实是乐于接纳新朋友的。”

国民融合理事会委员梁振雄博士说：“正如我们的祖辈把各自的文化和才能带来，融汇成为今日的新加坡；新移民也在为建设更好的新加坡做贡献，其中包括努力融入新加坡社会。归根结底，促进社会融合和凝聚力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双向的努力。新加坡人应保持开放心态，帮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生活，与他们建立友谊。这样，我们之间的不同和多样性就能成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分化的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