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选举当然令人欣喜，但失败的选举才有助于勾勒出前进的方向。

新加坡也是有选举的。

2011年，主政7年的李显龙遭遇了一次相当大的挫折。当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竟然只获得了60.1% 的选票，这是该党1965年以来历届大选中的最差战绩。

比糟糕的战绩更让李显龙和幕后的李光耀、吴作栋担心的是，精英阶层对参与政治的热情、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信任和核心精英对人民行动党的认同都在减退。

曾作为吴作栋首席私人秘书的陈如斯，从人民行动党出走后，已经先后以民主党和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即便人民行动党多次抛出橄榄枝，他仍然不改初衷，再未回头。

一直以精英形象示人的陈茂硕原本是人民行动党理想的培养对象，但人民行动党不知为何竟然遗漏了他，他也坚持认为反对派角色更适合自己，“只有通过竞争，借由反对派的监督，执政党才能不断趋于完善”。

原本已经确定将代表人民行动党到淡滨尼集选区参选的陈秉禾，在最后时刻宣布“因为家庭原因”放弃本次竞选，这种以往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让人民行动党着实乱了一些手脚。

所有这些都完全出乎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的预料，但他们知道，他们的政策必须做出改变。

精英政治的乐土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留学英国的新马知识分子，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他们组织了沙龙“马来亚论坛”来讨论国家前途问题，剑桥法学院学生李光耀就是常客之一。除他之外，这个沙龙还包括很多知名人士，例如先后担任马来西亚总理的拉赫曼亲王和拉扎克、人民行动党主席和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

在几次重要演讲中，李光耀都清晰阐释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例如政权的取得要以和平方式为主，留学生在未来的国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极致的精英主义将成为新国家最大的特色。

“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这些人德才兼备，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有效利用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目前负责和策划的重任主要落在300名精英人士的肩上，这些人中包括人民行动党党员、国会议员和干部党员，他们是靠自己的资历、刻苦工作和高度的表现升上来的”，“他们聚在一起，构成一个紧凑而互相配合的核心，如果这300人都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死去，那新加坡就难免要瓦解”。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上层社会小集团是真实存在的。成立于60年代的金字塔俱乐部就是由高级政府官员、实业领袖和学术精英组成的社交圈子，这个300人左右的圈子会定期在古德坞山讨论国家大事，这种优越的地位确实增强了这个人群参与国家政治的意识和兴趣。

李光耀为完善这套精英政治体系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新加坡，最杰出的学生会被送到欧美留学，学成归来后马上会成为政府部门的骨干；李光耀要求“高级官员必须熟悉新加坡的一切”，人民行动党的第二代领袖——吴作栋、王鼎昌、李显龙、林子安、陈庆炎、杨林丰和黄根成都曾在几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担任部长，甚至同时担任两个部的部长；优秀的公职人员总能享受到很高的收入，政府总理在90年代的年薪就超过了100万美元；政府总理还直接管理两个部门——人员编制局和反弹调查局，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和约束“君子”的成长。

新加坡的国父对这套体系极为自得，他曾警告说，“机关领导必须是一流人才，否则就会发生愚蠢比赛，因为无能的首长不会允许手下的才能超过自己”，“庸才掌权，人民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如果新加坡的选民由于一时冲动，为了反对而反对，新加坡就可能意外地由庸才来接管。只要这批人执政五年，新加坡就要跪地求饶，几十年苦心经营都会付之一炬”。

由于掌握公权力，人民行动党总能利用选举制度的更改击垮反对党。1988年，反对党声势日隆，几位候选人都有可能对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造成冲击。于是，新加坡适时推出了独具特色的集选区制度，要求选区中的候选人需要集体参加竞选，上则同上，下则同下，候选人必须来自同一党派，且必须包含一名少数族裔候选人，每名候选人还必须缴纳15000新元的保证金。这大大提升了反对派竞选国会议员的难度。结果，反对派在当年只赢得了1个席位。

如果考察范围更大一点，每个人都能发现人民行动党对竞选的掌控有多么出色。1959年到2006年的12次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次次大胜。1968年到1980年的4次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没有让反对党赢得哪怕一个席位，得票率也从未低于70%，1968年甚至拿下了86.72%的选票。那之后，反对党最佳战绩也只是在1991年赢下77个席位中的4个而已。

对公权力的掌控，甚至让人民行动党和基层的互动时可以不依赖其基层组织。人民行动党没有庞大的党务系统，只在各选区设有一个党支部，在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和军队中都没有党组织，她也没有鼓励党员参与行政系统和基层组织，积极分子数量非常有限，党员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要求其党员那样要时刻谨记身份并成为各方面的表率。

但平衡是个艺术。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比较推崇精英主义文化，那么差距大一些就可以刺激个人才能的发挥，如果一个社会比较认同平均主义文化，那么差距小一点就会减少不满和磨损。通常，西方文化较推崇精英，而东方文化较注重平等，但凡事都有个度。

时代风云的变幻

人民行动党并不总能获得无条件的支持。1985年，已经是部长和国会议员的李显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盛赞人民行动党的伟大，结果被青年学生当场问倒，他们向领袖的长子发问道：“何以见得人民行动党永远正确”、“不要总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我们说话”。

5年后，另一位新加坡政坛的标志性人物也提到了这一点。1990年，吴作栋在国会发表演讲时说道：“我们感到特别幸运，因为31年来，新加坡一直由英明正直的人统治，他们没有滥用职权、让国会制度运作的很好。这让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现有制度没什么不妥。但我认为，我们的国会制度能够运作良好要归功于当政者的品格，而非制度本身的优点。当正直的人在位时，我们应该慎重引入制衡的制度，而不应该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恋我们。”

只不过，反对党的角色长期都太弱，这有历史根源。首先，人民行动党在建国之初就不需要通过和反对党合作来建立治理体系，他们很幸运地从殖民地政府接管了一套经验丰富又具有现代性的管理行政体制，并通过国会牢牢控制着这套体系的运行；其次，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人民行动党可以让力量轻松覆盖到社会各个角落，反对派很难有类似的机会；第三，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不久就垄断了社会动员渠道——上世纪60年代的民众联络所、70年代以后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都很快获得了成功，反对派则从一开始就没有类似渠道；最后，人民行动党具有吸纳社会团体进入政治体制的强大能力，这进一步加强了她的权力。

在对权力的控制上，人民行动党也罕遇敌手。1961年，她就以政府的名义逮捕了社会主义阵线和左翼工会领导人；其后每个重要关头，都有敢于发表不同声音的记者被捕；1968年之后，罢工工人也进入了管制名单，只要罢工发生，工人领袖就会被捕，罢工工人就会遭到解雇；1981年，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终于在补选中打破人民行动党垄断，成为惟一的反对党议员，但5年后，他就被控伪造账目，不仅丢掉了议员资格，还被禁止了律师执业。

但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也注意到，社会正在不停变化，执政党也必须做出改变才能适应。新加坡刚建国时，中产阶级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只有6.8%；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0.3%；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4.2%。从1980年起，新加坡每年都有55000名21岁以上的新人成为选民；到1992年，40岁以下选民在全部选民中所占比重就超过了一半。

这些人和他们的父辈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都完全不同。他们的父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倾向于把政府和自身的关系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家长式的政治制度非常受到他们的认可。但年轻一代游历甚广，且基本接受了西方“主权在民”的思想，他们希望官民更平等。

李光耀对此有心理准备。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曾提及，这种变化会为执政党带来挑战：“老一辈对部长官员的敬仰和尊重远远超出新一代，新一代觉得官员和自己地位平等，教育水平也相差无几，因此要求部长必须主动亲近选民，用平等语调和选民对话。”

当人民行动党终于开始关注中产阶级的诉求时，更大的挑战来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更广泛的基层群众，和底层民众脱节的问题不断侵蚀着人民行动党的根基。199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薛爱美在巴刹拜票时，刚和鱼贩握完手就去洗手；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朱倍庆在竞选横幅中只选用了英文；2013年国会补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许宝琨认为人人都应该有汽车，但当时的高汽车税决定了下层人士几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汽车。

人民行动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一直用经济建设成绩作为核心政绩来说服选民。但2011年的选举中，选民似乎不再买账，对执政党进行问责和制衡的呼声超过了对其经济政策的拥护。

甚至在纯粹经济问题上，民众也不满意，因为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已经停止增长，为重启增长而引进外劳的做法还招致了选民的普遍不满。而当年，正是李光耀对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才导致政策出台，因为李光耀坚信引进外来精英如同在羊圈引“狼”，能够让新加坡保持竞争力。

对效率的追求也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确。当时，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已经触及0.478，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香港。联合国的数据也显示，虽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收入平等”水平却位居世界第105位。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研究估计，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里所谓贫困线标准，是指一个4口之家月收入在1250新元（1000美元不到一点）以下。

那年的选举因此就像一次情绪宣泄导致的溃败。工人党惊人地赢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个。在阿裕尼集选区，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率领的竞选团队竟然以54.71%对45.29%的得票率，战胜了外交部长杨荣文领军的人民行动党团队，这也是反对党第一次赢得集选区之争。而在选举前，李光耀还警告该集选区的选民，投票支持反对党将让他们“在悔恨中度过5年”。

连李显龙都意识到，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必须做出改变了。

痛定思痛的改革

2014年，新加坡爆发了针对养老金制度的罕见抗议

幸运的是，竞选失败没有影响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人们喜欢争论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中的哪个更重要，但对政党来说，掌握行政权就有扭转败局的希望，而选举的失败很可能为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民众的偏好变化极快，五年的成功执政有时足够扭转很多惨痛的败局。

2011年的失败就让李显龙意识到，人民行动党必须改变思想。虽然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最清廉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政府没有进步空间，她对某些执政哲学的追求和制衡机制的缺乏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例如，崇尚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养老金及社保医疗系统，有些老人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加上希望生病的时候获得更好的保障，常常在身体已经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做工。又例如，为了高薪养廉，新加坡部长以上官员的薪水和GDP挂钩，结果导致很多部长的日薪竟然比普通很多家庭的月收入还要高。

大选失败为大幅下调公职人员薪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李显龙的年薪从300万新元调降至220万新元，总统陈庆炎的年薪减至150万新元，内阁部长的薪水平均下调约36%，议员则降薪3%。

和新一代选民的沟通也成了施政的重点。大选后不久，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全国对话。政府方面派出了两位议员和六位政务官，社会各阶层则派出18名委员，26人共同组成了全国对话委员会。为了让更多民众关注到每年十几场对话，政府还在官方语言之外使用了多种方言。

包括李显龙在内，新加坡所有政府要员都在社交网络上注册了账号，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和对政局的看法，希望年轻人能借此了解本国的政治家。这些活动显著改善了执政党的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他们的领袖和主张。

同时，政府承诺将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得到增长、最高收入5%人群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并加大了对老年人福利等社会保障网络的拨款。

移民政策也逐渐收紧。2012年到2017年，新加坡累计接收的外国移民只有29.84万人，比2007年到2012年少了2万人，比更早的2002年到2007年则少了15万人。再加上公屋计划的加强，新加坡拥有住房的人口比例再次超过了90%，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比例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即便如此，2015年的大选前，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新加坡的上空，很多人甚至认为，即便再丢掉一个集选区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大选前半年，李光耀去世更带来了更多悲伤；大选前不久，新加坡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建国50周年，而李光耀原本认为这一天实在无足轻重，新加坡不想独立，只是被马来西亚赶走后没有办法，“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过独立”、“没有一个小国可以在大国环绕之中生存超过100年”。

党内高层也知道，民众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新的问题正在出现，新加坡第四代领导集体中的代表人物、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就说：“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必须继续应对新的问题和威胁，包括科技发展、贫富差距、网络安全、民主制度的维护、环境变化、自身的就业保障、年轻人的心气精神和身份认同等等。”

但大选为人民行动党这几年的工作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人民行动党取得大胜，赢下69.9%的得票率和89个议席中的83席，完全没有遭遇媒体普遍预期的挑战；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勉强保住6个议席，即使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领军的阿玛尼集选区，也意外只赢了人民行动党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就在五年前，很多权威人士还在预测，反对派在下届大选中就能拿下三分之一的席位，之后再经历一次大选就可能实现权力的交接。

似乎不过五年，人们就又相信，人民行动党才是继续领导新加坡的理想力量。

参考资料：

[01]《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外文出版社，2015；

[02]《李光耀对话录》，普雷特，现代出版社，2011；

[03]《新加坡道路》，李路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04]《威权式法治》，拉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05]《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启示》，熊辉 谭诗杰 吴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