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再是中产心里的应许之地。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邓双琳
编辑｜李薇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到新加坡的第6个月，王锋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新加坡。
做这个决定，王锋只用了5秒钟，就在收到房东的信息之后。房东通知他，5月起，王锋租的这间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将从5000新加坡元（约为2.6万元人民币）涨到7000新加坡元（约为3.6万元人民币），涨幅约合1万元人民币。而这已经是房东半年内的第二次涨价了。
到新加坡前，王锋对这个国家十分憧憬——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最重要的是政策环境对他所从事的Web3行业十分友好。他的朋友圈里，大部分同行都在2022年去了新加坡，看着他们每天在朋友圈晒，王锋心痒难耐。在公司开始为员工落实去新加坡的手续时，王锋第一个报了名。
在国内，王锋年薪70万元人民币，去新加坡后，公司又主动为其调薪30%。去之前，王锋还给自己定了“五年计划”：在五年内将EP签（工作准证）转成PR签（永居签证），然后买房，将家人一并接来，定居新加坡。
计划赶不上变化。尽管去之前就听同行抱怨新加坡物价飞涨，但直到王锋肉身生活在新加坡后，才知道“飞涨”的概念有多离谱：房租、餐饮一涨再涨，30%的薪资涨幅根本覆盖不了在新加坡的生活成本。而且EP签的门槛越来越高，永居签证也越来越难拿。
国内疫情政策放开后，王锋逐渐萌生要离开新加坡的念头，房租涨价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新加坡的舒服是留给超级有钱人的，做普通工作的国人依然很卷。像我，一天工作10小时是常态。”王锋告诉《中国企业家》，“上班压力大，赚的钱还要帮本地人供房子，家人也不在身边，能否拿到永居是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其实非常压抑。”
2022年，在大环境、技术、资本和政策的推动下，Web3行业、互联网行业掀起了一股“下南洋”风潮，大批创业者、管理层和梦想成为新中产的年轻人迁徙到了新加坡。
短短一年，中产“下南洋”已成过去式，逃离新加坡成了新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物价一路水涨船高。据统计，新加坡核心通货膨胀率在今年1月升至5.5%，创15年以来最高。
而在政策层面，新加坡对EP签和PR签的门槛也一再提高。在每月薪资不得低于5000新加坡元的标准之上，从今年9月开始，申请EP准证还将按照候选人的薪资、学历、企业员工国籍多元化、本地员工数量四个维度进行打分，40分以上的候选人才有资格申请。
也就是说，未来只有人中龙凤，才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不堪重负的生活成本
海欣告诉《中国企业家》，疫情前，无论是EP还是PR，都没那么难拿。
去年11月，海欣下定决心，前往新加坡工作。她在一家Web3公司担任商务负责人，公司总部在新加坡。
“但近两年政策不断调整，想要拿新加坡的永居已经变成非常难的事情。”拿不到永居，工签持有者就不能申请价格低廉的组屋，只能购买昂贵的私人公寓，还需支付一笔税率高达34%的印花税。而以永久居民身份买房，印花税只需9%。
“来新加坡，主要是因为疫情对国内的Web3从业者影响很大。而且新加坡的Web3从业环境更好一些。”她说。
来到新加坡，海欣发现，这里的生活成本至少是北京、上海的1.5倍。“同样的标品，比如衣服、生活用品，标价都比国内贵30%~50%。”
房租更是让过来的中产不堪重负。根据新加坡地产网站数据，截至去年，新加坡私人公寓与组屋的租金已分别连续上涨21个月、27个月，涨幅达到了31%和24.7%。
海欣目前租的一室一厅，租金每月5000新加坡元，加上中介费，每个月差不多要花上3万元人民币。
“3万块，在北京、上海都能租到市中心豪华的房子了。”海欣感慨道，“但是在新加坡，租一个50平的一居室，即使在比较偏僻的位置，至少也要40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1000元）起步。”
吃饭、交通带来的压力也不容小觑。
海欣租住的地方，距离公司车程大概10分钟，“这点路程，在国内打车可能就是一个起步价，但在新加坡要花大概60元人民币，赶上早晚高峰，车费还会更高。”
海欣初来新加坡吃的第一顿饭，是商场里的一家麻辣烫，这可能也是她人生中吃过的最豪华的一顿麻辣烫了，“折算下来，那顿麻辣烫花了大概人民币150元。”海欣看到账单时吓了一跳，“在国内，就算在北京国贸这种核心商场吃一顿麻辣烫，最多也就六七十元吧。”
海欣在国内习惯点外卖，并且不太会在意价格。但在新加坡，她几乎戒掉了这个习惯——一顿常规的两菜一饭，加上配送费，就要200多元人民币。在海欣看来，虽然薪资也有涨幅，但想要在新加坡维持和国内同样的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吃力。
区块链从业者云飞2021年12月份来到新加坡。“从文化上，中国人到新加坡落脚相对比较舒服，因为很多人会讲华语，饮食上的差别也不大，适应新加坡的生活还算容易。况且新加坡和中国在同一个时区，比较方便工作上和国内联系。”
在云飞看来，有孩子的家庭想要在新加坡长期生活，成本比单身人士要高出一大截。
“因为涉及到孩子读书，所以租房就要靠近学校，租学区房。而且还要请菲佣照顾孩子，新加坡请菲佣的价格不高，但菲佣需要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所以只能租二居室或者三居室，这样租房成本会变得特别高。”
孩子上新加坡本地的学校需要排队，而且不一定能排上，所以很多中国人选择让孩子上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每年学费至少要30万元人民币，这又是一笔硬性支出。”云飞说道。加上交通、吃饭等成本，一个有孩子的中国家庭在新加坡，每年最基本的开销就得接近百万元人民币。
云飞初来时租的房子，价格还在可接受范围内，但一年之后，房租就涨了40%。“从2022年开始，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上涨非常明显。”他认为新加坡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多中国人涌入新加坡。尤其集中在2022年。
逐水草而居
但仅仅一年，“下南洋”就开始退潮。
云飞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人前往新加坡的高峰期，是2022年一、二季度，“就加密货币行业而言，当时市场还没有转入熊市的状态。很多人看好海外市场，就愿意到新加坡来。”
但从第三季度开始，无论是加密货币、Web3企业，还是传统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进入一个产业的收紧阶段，即便是手中有粮的头部公司也开始裁员。“可能有的人刚来新加坡，就被裁掉了。”
叠加生活成本压力，选择来新加坡“南漂”的人，又站在了新的岔路口：是继续留在新加坡，还是回国，抑或是去其他地区寻找新的栖息地？
过去，基于对新兴科技产业友好的监管态度，新加坡虹吸了大批人才和富豪。2022年，新加坡又依靠Web3，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前来。但如今新加坡政府对于Web3行业的态度正在降温，从积极转为中立和谨慎。
去年年底，FTX崩盘带来恶劣影响——FTX暴雷之后，约有24万新加坡人损失了财产，占新加坡人口的4.2%，淡马锡对FTX总计2.75亿美元的投资也打了水漂。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表示，对淡马锡的亏损非常失望。新加坡第一夫人、淡马锡前CEO何晶称，这笔投资是“脸上的耻辱”。
经过此次事件后，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加密领域所带来的金融隐患。
过去一个季度，新加坡政府高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多次在不同场合释放对Web3的态度，概括而言：加密货币没有内在价值，新加坡不看好加密货币。黄循财在国会上强硬表示，新加坡并不计划成为加密货币活动的中心，强调对加密货币投机不再容忍。
相比之下，香港自去年年底以来，对Web3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4月12日上午，在“2023香港Web3嘉年华”主会场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强调：“在适当监管的前提下，香港积极拥抱Web3的发展。”
此外，香港证监会还就有关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议展开咨询。将于2023年6月1日生效的新发牌制度，所有在香港经营业务或向香港投资者积极进行推荐的平台将需获证监会发牌。
有专业人士认为，此时香港特区政府明确表态支持，无疑为Web3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很大程度上能够形成Web3的聚集地，形成行业聚集效应。
海欣告诉《中国企业家》，虽然新加坡在降温，香港在升温，但目前并未出现从业者大规模从新加坡迁徙到香港的现象。
“香港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加上一些政策刚出台，不确定性比较大，很多人还是在观望阶段。”海欣说，“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Level（级别）高一点的在新加坡，低一点的则去了泰国。”
春节期间，海欣也去曼谷待了一段时间，见了不少朋友。“在曼谷的Web3华人从业者很多，因为曼谷相对来说政策比国内更包容，物价又比新加坡低。”
曼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生活成本低，且签证容易办理，教育和医疗也不输于国内一线城市水平，对新兴科技产业政策层面也较为积极。如此看来，泰国似乎更有望成为华人Web3创业的下一站落脚地。
目前，曼谷的创业生态以中心化交易所、链游、NFT等应用类项目居多；普吉岛则聚集了一些Defi（去中心化金融）、Dex（去中心化交易所）、基础设施类项目。
“有一部分人也去了迪拜。但对中国人而言，迪拜可能是次于新加坡、香港和曼谷的第四选择。”海欣说。
中产逃离新加坡的B面，是依然有众多富豪排队涌入新加坡。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说：“虽然新加坡人只有350万，但有数十亿人可能在排着队进入新加坡。”根据伦敦投资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数据，今年上半年，新加坡预计会增加2800位百万美元富翁，总富豪人数超过24万人。在全球百万富翁人数最多的20个城市中，新加坡排名第五，仅次于纽约、东京、旧金山和伦敦。
2019年，海底捞的张勇凭借着138亿美元的身家一跃成为新加坡首富。张勇之后，号称“东南亚腾讯”的冬海集团创始人李小冬成了新加坡首富。而币圈大佬赵长鹏、光伏大佬施正荣等也都传出已移民新加坡。
王锋告诉《中国企业家》，Web3行业普遍的情况也是华人老板在新加坡，团队其他成员则在国内或者成本压力更低的曼谷。
“新加坡不是中产的天堂，而是富豪的天堂。”王锋感慨道。这是他最新认清的现实。
（文中王锋、海欣、云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