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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深度】以清廉著称的新加坡为什么连发丑闻?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张利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新加坡政坛最近连爆丑闻,涉及来自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长、交通部部长,还有来自反对党工人党的重量级人物。这些官员和政治人物基本都有服务社区居民的背景,因此,很多新加坡民众对他们身陷“桃色”丑闻或涉嫌贪污行为感到可惜。当地媒体也呼吁,政府要筑起“不须贪(收入高)、不敢贪(处罚严)、不能贪(条例紧)、不愿贪(道德观)”的高墙。尽管多数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的当地民众表示,“信任新加坡政府,丑闻只是个别事件”,但人们不禁还是要问,为什么以清廉著称的新加坡最近多了一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官员涉贪腐和两性关系的案例?是官员和政治人物缺少自律,还是政府和相关政党监管缺失?新加坡发生的事情又给其他严抓反腐倡廉的国家提了哪些醒?

他们涉贪腐被查、因婚外情退党后,民众既震惊又惋惜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14日证实,交通部部长易华仁和地产大亨王明星近日被逮捕,随后保释在外,协助该局调查。易华仁遭到贪污调查局调查后,他服务的西海岸集选区居民感到很震惊。一位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易华仁“很照顾”该区居民,经常来和他们互动,了解大家的需要。该区有很多人支持易华仁,正因如此,一些年长的居民都对他这次卷入涉贪案件感到十分失望。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认为,易华仁贪污一案目前尚不知细节,不知多轻多重。不过,无论轻重,可以预见的是,此案肯定对今年9月的总统选举形成重大影响。

17日,同属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长陈川仁和女议员钟丽慧同时请辞并退党。据新加坡《今日报》等媒体报道,两人的婚外情被曝光后,陈川仁向所在党及选区民众致歉。现年54岁的陈川仁2011年踏入政坛,2017年出任国会议长,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47岁的钟丽慧2015年当选国会议员,处于未婚状态。本届国会2020年7月11日选举产生,现共有议员103人。其中民选议员92人,包括人民行动党83人。

新加坡《新明日报》7月18日报道,国会议长陈川仁因婚外情丑闻辞职并退党后,在他所服务的马林百列集选区景万岸—菜市分区,一些选民感到很惋惜。居民卡西姆过去10年来接受过陈川仁很多帮助,他直言:“失去这么一位乐于助人的议员,真的太可惜了。”令卡西姆最难忘的是,新冠疫情期间,他被困在印度尼西亚,无法返回新加坡,独留81岁老母在家中无人照看,在向陈川仁求助后老人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陈川仁安排不同的社工和基层人员到老人家中走访探望,为她送饭和日用必需品,这令卡西姆十分感动。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26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这些政治丑闻对执政党来说是一次“挫折”,新加坡政府将“加倍努力重新赢得公众信任”。他还表示:“我相信新加坡人信任贪污调查局的工作。数十年来的政绩反映了我国廉洁的体制,我们对贪腐持着零容忍态度。”

除了人民行动党的丑闻,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也遇到麻烦事。19日,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召开记者会,宣布该党国会议员贝理安辞职。此外,贝理安和婚外情对象、工人党青年团主席佘雪玲同时退党。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时长15秒的视频显示,现年53岁的贝理安和36岁的佘雪玲在就餐时有“摸手等不当交流”。两人都已婚并有孩子。2020年两人首次被问“是否有染”时曾否认,工人党认为这种撒谎行为“不可接受”,因为“章程要求候选人在与党和新加坡人民打交道时诚实和坦率”。

贝理安2020年当选阿裕尼集选区议员,负责实龙岗分区事务。许多实龙岗分区居民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对他因婚外情而退党一事表示失望和震惊。该区居民张先生认为,涉事的两人在工人党内都属于核心人物,平时表现良好。他还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反对党人数本就不多,这次事件若影响到反对党的形象,恐怕不利于日后国家政治的发展。贝理安辞职后,工人党在新加坡国会中的议员数量从9名减少到8名。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此前一些年,新加坡有3名政治人物因“桃色风波”黯然下台,包括前国会议长兼榜鹅东区议员柏默(2012年)、工人党后港区前议员饶欣龙(2012年),以及武吉巴督区前议员王金发(2016年)。谈到不同政党政治人物出现的“桃色”事件,新加坡退休大学教授曾渊沧表示,今日的新加坡离婚率也在增加中。当社会上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时,或许也意味着婚外情的事件越来越多,毕竟许多离婚个案都与婚外情有关。政治人物与寻常百姓一样,都可能为情所困,但不同的是,政治人物处理不好个人问题 ,就可能面临“失去一切”的后果。

很多人仍记得李光耀的这句话:“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

陈川仁曾被视为新加坡执政党第四代领导人中颇有前途的一员,因此他的“桃色”事件被视为人民行动党的一场“深刻危机”。人民行动党1954年11月由李光耀等人发起成立,从1959年至今一直保持着新加坡执政党的地位。从被殖民时期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新加坡政府官员腐化堕落、贪污成风的现象非常严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贿赂甚至被划分了等级,(办)每一件事都有定价。”

1960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并赋予贪污调查局极大权力,为其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保障。此后,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在调查官员贪污受贿问题时毫不留情,涉及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商业事务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政府高官的贪腐案件极大地惩罚了犯罪,树立了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形象。

以1986年“郑章远案”为例,郑章远曾为新加坡建设立下大功,深受李光耀器重。面对贪污调查局的调查,他一开始拒不承认受贿事实,还希望李光耀帮忙压下此案。李光耀闻讯后怒气冲冲,说:“我帮了你,我们的党就完了!”郑章远最终畏罪自杀。他留信给李光耀,称自己是“用自杀来表达对法律的尊重”。李光耀虽为老部下扼腕叹息,但仍然强调:“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此案对新加坡各级官员震慑巨大,也让很多新加坡人至今仍记得这句“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

从“郑章远案”以来,新加坡长达37年再也没有出现过当“一把手”的部长被贪污调查局正式立案调查的。可以说,易华仁案让新加坡多年来辛苦塑造的正直廉洁的形象蒙受打击。客观说,新加坡一直是一个政廉风清的国家。今年1月,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22年清廉指数显示,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五,尽管排名连续两年下滑,但仍是唯一连续10年跻身该指数前10名的亚洲经济体。

“从过往历史来看,新加坡在全球的一些清廉指数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反腐倡廉、官员治理工作做得都非常不错。”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加坡诉诸制度、法律和社会,多措并举预防和惩治反腐,如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通过贪污调查局等机构对有腐败嫌疑的官员进行调查,起到很好的预防犯罪作用。新加坡对腐败犯罪的定罪和惩处也极其严厉。此外,新加坡通过提高公务员待遇、“高薪养廉”的方式使得公务员“不敢腐、不想腐”。毫无疑问,新加坡反腐在全球影响力都比较大。

许利平认为,人民行动党非常敏锐地观察到相关丑闻曝光后引起的社会舆情,并在第一时间果断进行了处理,这体现出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以及对高级官员犯错零容忍的态度,其目标是要净化人民行动党的干部队伍,尽快争取民心。“当然,贪腐和婚外情事件的发生也与官员个人精神懈怠有一定关系,所以在未来大选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不仅要比拼执政能力,还要比拼执政品格。”许利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新加坡给正在反腐倡廉的国家提了一个醒”

对接连发生的丑闻,新加坡媒体近来持续关注。《新明日报》7月21日分析称,受访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在一连串事件后将面对多重挑战:一是如何赢回选民信任;二是如何提高政治人物的素质。《联合早报》同日发表社论认为,新加坡16个政府部门和超过50个法定机构雇有约15万人,其中公务员约8.6万。在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中,偶尔出现一两只“黑羊”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这些都只是“孤立个案”,新加坡没有出现系统性的贪腐。

不过,《联合早报》7月23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在新加坡,人民普遍上对从政者有着高标准要求,不光希望他们有崇高的政治抱负和领导能力,也在乎他们的私德。新加坡建国至今,大部分从政者行为正直,也因此赢得民众尊敬。文章作者认为,无论是婚外情或涉贪腐,在政坛上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各政党唯有加倍努力赢取人民的信任,竭尽所能避免类似不良风气在新加坡的政治土壤上扎根和滋生,否则,国家前途将不堪设想。

还有新加坡资深媒体人表示,如果新加坡无法继续维持清廉政治的高标准,人民逐渐放宽了对政治人物不检点和贪污行为的容忍度并视之为“常态”,则是新加坡政治堕落的开始,新加坡绝不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年冥诞(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编者注)。丑闻接二连三,民间的失望、调侃和嘲讽,对政府和朝野从政者都是一记当头棒喝。

新加坡《新明日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新加坡历经多年努力成为享誉国际的廉政标杆,其标准并非“高薪养廉”四字所能概括。文章认为,贪欲乃人性弱点,人心不足蛇吞象,单凭高薪养不了廉,所以防止贪欲发病,须多管齐下,筑起“不须贪(收入高)、不敢贪(处罚严)、不能贪(条例紧)、不愿贪(道德观)”的高墙。

新加坡政坛最近连爆贪污和“桃色”丑闻,也引起马来西亚等邻国的关注。有马来西亚媒体称,从这次新加坡政坛发生的事件来看,有一些值得其他国家反思的重点。首先,为什么在一个以高效率和清廉闻名的国家里,这些道德问题屡次出现?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个人道德教育的缺失。其次,如何防止权力和贪污的诱惑。即使制度完善,也难以完全消除个人的贪婪和不检点。因此,政府需要建立更加严格和严密的监督机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贪污的发生。这需要政府机构、反贪污机构和全社会的合作,确保对政治人物的监督和制衡。相比新加坡,很多国家在廉政治理上,显然面对的综合挑战更多,要走的路也更加长远和艰辛。

许利平认为,新加坡政府对相关丑闻的态度,反映出这个国家在治理方面的力度和决心——不仅要管住官员的“钱袋”,还要规范他们的私人生活。这使新加坡的反腐工作迈入更深一步的新阶段。同时,这有助于使政党、公务员的形象更加清新和受民众欢迎,给民众注入更多对政府的信心。他认为,针对一个国家出现的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政府如何处理,态度和措施都非常关键。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很多措施要求党员更接地气、更贴近老百姓,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好表率。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一个国家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是聚拢民心的关键。从这一角度看,新加坡近来发生的事情给世界上其他正在反腐倡廉的国家提了一个醒,也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