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2010年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讨论热情高涨。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人们必须了解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因为中国的经济主导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在2-3年里就会“熄火”。为此，结合多年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本人有关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看法，主要从三个主题考虑：（1）为什么我们能实现高增长？（2）未来我们还能增长多久？（3）我们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破解消费需求不足论，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本人还特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太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核心命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收敛假说 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 中国
JEL: N15, O10, O40, O57
2010年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讨论热情也重新高涨。为什么西方那么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变大了，变得重要了，人们不仅不能忽略中国经济，而且必须要了解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因为中国的经济主导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唱衰”中国的言论很有市场。据中金研究部黄海洲先生说，他最近到了华尔街，亲身感受到华尔街的很多投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不看好，而且是非常认真地不看好。黄海洲发现，那些对冲基金或许认识到当前唱衰中国是能有机会挣钱的。当然，唱衰中国的还有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最有名的可能要数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他对整个亚洲都是唱衰而且唱衰20年了；还有一位是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的鲁比尼。他们一致唱衰中国，认为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就会出大的问题、就会熄火。相反，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却得不到重视、甚至不受欢迎。这个现象很奇怪。
过去三年里面，我比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经济，这使得我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中国经济未来前景问题上的个人看法。但是，要回答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的问题，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讨论，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思考。今晚我想谈三个小的题目：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能实现高增长？第二，未来我们还能增长多久？最后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影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在未来是不是能得到满足。
中国为什么实现了高增长？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差不多50万亿，将近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了，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按照名义值计算基本上平均5年翻一番，即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GDP平均7年也可以翻一番。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又超过德国，到2010年刚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只要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差可以维持在3.5到4个百分点的话，中国GDP总量在2020年前后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
讨论这个速度的含义是很有意思的。过世不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教授曾经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的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真正加快了，很多国家实现了人均收入2-3%的增长速度。二次大战之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增长特别快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英文里说成是四小虎），这些经济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这样的话，10年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的翻番。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其实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就半个世纪的历史。
为了理解这些高速增长的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收敛假说”。意思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有可能实现比富裕的国家更高的增长率。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呢？第一，落后经济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后经济可以模仿发达经济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处在前沿的国家因为没有可追赶的对象，所以增长会趋缓。
这个假说非常重要，它至少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为什么可能有更多的经济赶超的现象，而且这些赶超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成果。但是，收敛假说并没有给出实现收敛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要实现赶超，一个国家该怎么做。实际上，要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去寻找和研读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试图从理论上去弄明白一些成功的经济体成功在什么地方。特别要指出的是，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了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对东亚经济为什么可以实现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做出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个报告为我们认识经济收敛发生的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经济学家发现，要实现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比较快的资本积累，换句话说，不能把所有的收入都吃掉，因为都吃掉的话，没有积累，就不能发展了。我这里引用197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Arthur Lewis的一段话，这段话出现在他1954年那篇有影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这段话的原文是“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a community which was previously saving and investing 4 or 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less, converts itself into an economy where voluntary saving is running at about 12 or 1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more,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because the central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lu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capital)”。Arthur说的很清楚，经济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不能都消费掉了。你看现在欧洲的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出现经济不增长呢，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增长动力没有了；而且，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了，每年挣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的消费了，没有存留，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那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比如非洲，经济发展一直不尽人意。什么原因？我前几年到开罗参加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会议，就专门讨论非洲可以从东亚学到什么这个主题。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银行在非洲尝试了所有增长的模式，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率过低。
20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而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储蓄率比较高。为什么东亚人储蓄而非洲人不储蓄？当然这个是很大的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简单的答案。不过，东亚人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财富和幸福，总是朝前看，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如何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呢? 苏联的资本积累也很快，那些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都有很高的积累率，但是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有过高速增长的阶段，也只是昙花一现。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技术不进步。你有高积累没有用，你必须要有技术进步，否则你投资多了，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递减，所以增长变得不可维持。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过去20年里保持了比较高的投资率（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在多数年份大于投资率）， 使得资本存量快速增加。我的计算显示，过去20年，资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长大约12%，高于改革的头10年，因此资本产出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提升，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GDP增长最快的时期。
要指出的是，资本积累的加快伴随了技术的进步，这是与苏联很不同的。在中国，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贸易。中国过去20年，进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而且贸易的扩张主要通过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FDI）实现，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进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为相对于出口消费品而言，中国进口的大都是资本品和中间品，所以进口的都是技术，包含在资本品中的技术。以贸易为途径吸收和消化国外的技术，逐步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和技术升级，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式。
资本积累是否伴随了技术进步，可以使用最简单的增长核算方法。增长核算的原理是，投入要素的增长率的加权值是否大于或小于产出的增长率，两者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对苏联的增长核算发现，只有1965年之前的TFP还不错，但以后TFP的就出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东亚四小龙，发现其TFP的增长率是正的，这是核心的区别，尽管看苏联和韩国都有高积累，但是各自增长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在高速资本积累期间依然保持了较好的TFP的增长率，大概每年平均3-4%，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在35-40%。即使与东亚经济相比，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20年里面，伴随资本积累过程的是我们的市场开放、竞争、贸易扩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帮助中国可以维持较好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也回答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的问题。我想，不仅因为中国的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了，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总的投资效率、技术的进步都非常的明显。
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趋势还可以持续多久？坦率地说，经济学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过，收敛假说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从收敛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中美经济的差距了。因为，差距越大，追赶的空间就越大；而差距越小，经济赶超的速度就越慢。换一个说法就是，人均收入越高，增长越慢。
2003年高盛有一个大胆的预测说，2041年中国经济总量才有望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还要用38年才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今天看，这个预测过于保守。但是，2003年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而且，高盛假设中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要从10%下降到5%的。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多个预测，绝大多数的预测都基于收敛假说。比如，如果假设未来10-15 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8%的增长率，美国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们假设中国的CPI 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 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如果假设未来 10 年的头5 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 年降至7%，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 年增长3%，后5 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 年的平均增长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 年就赶上美国。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年底的预测方法。
2011年初，IMF也公布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不过，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来预测的。按照IMF的PPP换算方法， 2010年中国GDP总量应该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1.2 万亿美元；而美国GDP 则没有变化，是15.2 万亿。IMF预测，到5 年以后，就是2016 年的时候，中国GDP 的总量就在19 万亿美金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 万亿。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可以计算出，2016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8%。我用这个逻辑推下去，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是接近25%了。这让我想起著名经济史学家Maddison先生曾经复原的一个数据，在1820 年，中国经济曾经占全球的份额为28.7%。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上，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去年底，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出版了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的一本书，叫做《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用他计算的“经济主导指数”来估计，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老大了，不是5年以后，是现在。而且，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乐观。
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要与大家再讨论的是，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了，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相当于现在上海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按照今天的世界银行的标准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国家，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从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在哪里呢？这个空间可以维持多久的高增长呢？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让我结合数据来大体讨论一下吧！
首先，现在作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中国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2010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约是GDP的两倍多，差不多是93.3万亿元，约13.8万亿美元。美国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强。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不到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与美国差距还是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仅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多。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的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照密度来算仍低于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们的70%，而且内地的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有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的地区。从这个意义来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即使整体上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2009年，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万美元，内地平均是6000美元，假设内地有9%的增长率，沿海有5%的增长率，内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许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如5%）。我认为，平均而言再维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国际上有先例，如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中国经济继续维持20年的较快增长，为什么我对此有信心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点之外，也许还可以观察一些参数的变化趋势推算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GDP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预料，按照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来估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份额，至少还要20几年。
从另一个参数来讨论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个参数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去年，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几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点，一个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还需要20年时间。因此，我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了，之后应该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中国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
从某种意义讲，以上的讨论只是给出了未来持续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今天我只能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一方面是关于未来的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升级的问题。由于这个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倍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我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中国为什么不太可能跌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首先，讨论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之所以要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再增长，增长即将“熄火”。
坦率地说，对我而言，消费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个谜团。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因为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而且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也看不出存在显著差距。最近，Subramanian教授提到，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好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过去10年会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比如在房屋私有化率高达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虚拟租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面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为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就算我们相信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无论过去消费的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我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首先，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再次，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最后，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根据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而且，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中国将与东亚经济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例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概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老龄化将迫使政府的收入中要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不能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这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我认为，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赖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我们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是，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是否因此就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势头呢？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2006年，哈佛大学Rodrik教授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三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2009年，Yang 等人研究发现，1980 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10年，Amiti 和Freund通过比较1992 年和2005 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它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大幅上升。2010年，Wang 和Wei把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 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 年的101 种下降到2005 年的83 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
我不否认，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的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加工出口的占比多年来是在下降中。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了。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正道。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不要以为别人的技术转移过来就可以帮助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能够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是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的。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在这方面的表现中国显然略胜一筹。
最近，我们利用2008年海关的贸易数据和工业普查的数据，测算了100多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即出口价值中的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由行业加权的2008 年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为67.78%。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比重的含义，我们找到了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的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IDE-JETRO）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报告。该报告使用IDE-JETRO 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AIO）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的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值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中国大陆为63%，与我们的估算结果很接近，高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们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了成绩。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有待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潜力，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实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也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经在1.7%，并很快提高入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概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属于最快的国家了。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从现在的1.7%将达到2.5%，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强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将会达到15%以上。现在看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我们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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