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新冠疫情加速东亚格局重塑
作者：江瑞平，外交学院教授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20期；世界知识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空前深重的生命危机、经济衰退和社会震荡，也强烈冲击和全面加速了世界变局，以致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无不镌刻出世纪疫灾留下的强烈印记。世界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东亚格局快速重塑，构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也强力加速了世界中心东移与东亚格局重塑的历史进程，并使这一进程在多层面上显现出颇值关注的新动向、新变化和新特点。
2020年11月15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的时任总理阮春福（左）主持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第四次RCEP领导人会议。15个国家正式签署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
“东升西降”势头更猛
近代以来的世界，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到二战以后，伴随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整体快速崛起，这一地区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快速攀升；与之相应，西方地位却逐渐下降，“东升西降”遂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演变趋向。步入新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增长优势更加凸显，“东升西降”势头更加强劲，东亚作为世界三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加速提升。到2019年，仅中日韩这三大东亚经济体，即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4.0%，与美国的24.4%大致相当，而明显高于欧盟的17.8%（加上英国也仅为21%）。2011年前后奥巴马政府推动“重返亚太”，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力推“印太战略”，2021年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并加强东亚联盟体系，实际上更加提升了东亚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世界中心向东亚的转移，“东升西降”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因为，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两大方面，东亚地区总体效果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东亚传统社会文化中的“识大体、顾大局、讲秩序”特点，以及东亚政府更具权威、资源动员能力更强，使东亚疫情防控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有效。目前东亚（东盟+中日韩）新冠病毒感染者比例，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左右。疫情得以有效防控，为减轻对经济的冲击、推动经济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及其后的“报复式”回升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形成“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显著特点。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要比世界平均少下降2.3个百分点，而在2021年的全球经济回升中，又要多增长2.6个百分点。这显然表明，疫情进一步加速提升了东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RCEP助力“东亚奇迹”再造
战后东亚地区曾经形成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序列。首先是上世纪5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其次是6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成功“起飞”，再次是70年代“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步入高速增长序列，接下来就是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促成经济快速崛起，最后是越老柬缅将经济高速增长序列扩展到东亚全域。早在1993年，世界银行即发布专题报告，指称出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这一论断一度引发了以美国著名学者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的强烈质疑，但此前的“东亚奇迹”的确存有内在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少区域合作框架的必要支撑。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在区域合作的“三极”格局中，欧洲一极领先、北美一极跟进，东亚一极则始终凸显着滞后。
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了这一格局。在欧洲和北美两极，疫情之前已分别遭遇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严重影响，而在疫情期间更未能显现出区域合作框架的应有作为。而在东亚一极，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经济恢复方面，也无论是中日韩框架，中国与东盟“10+1”框架、“10+3”框架，合作努力和成效均可圈可点，东亚合作固有的“危机驱动”特点，面对疫情危机同样被激发出强劲动力。而进展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广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11月15日成功签署，占全球人口、经济和贸易总量约30%的全球最大自贸区应运而生。协议签署后，各成员又积极推动国内法律审批程序，总体进展顺利，2022年正式实施应无太大悬念。在欧洲和北美两极遭遇波折、疫情造成区域交往严重阻隔的背景下，东亚合作能够逆势而上，尤其是RCEP的成功签署，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东亚继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之后，又创造了区域合作的“奇迹”。而伴随RCEP的全面落实，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其他层面合作的全面推进，势必进一步强化东亚经济引领全球复苏、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从多层面助力再造“东亚奇迹”。
2020年11月12日，第23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图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的国际会议中心会场。
“去中国化”还是“中国化”
伴随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中国实力地位快速提升，美国越来越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遏制打压力度不断强化。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推动自身及其盟友与中国经济强行“脱钩”或“去中国化”。东亚也是美国实施“去中国化”战略的重点地区，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是通过推进“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强化其东亚盟友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对立，以“政治互疑”弱化“经济互利”，以安全对抗阻挠经济合作；二是直接诱导甚至逼迫其东亚盟友弱化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阻挠东亚盟友国家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如5G）的合作，推动这些企业撤离中国。在这方面，日本始终扮演着美国在东亚的“马前卒”的角色。日本政府曾专门出台政策，包括提供财政补贴，鼓励在华日资企业撤回国内或转向第三国，尤其是转向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近年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结构中，就出现了对华投资占比快速下降，对东盟投资占比急剧攀升的势头。在其对外贸易布局中，也显现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趋向。如日本对华出口2009年超过对美出口，中国首次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1年对华出口占比一度高达19.98%，高出对美出口（15.31%）4.67个百分点，之后开始下滑，2014年被美国反超，之后交叉波动，2019年对华和对美出口占比分别为19.09%和19.82%。
新冠疫情又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上述“去中国化”趋势，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快速提升，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中国化”趋向。如在对外贸易层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绝大部分东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东亚经济“中国化”趋势，并对“去中国化”倾向明显产生了“拨乱反正”效果。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两方面效果明显，中国在东亚和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进一步攀升；二是中国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他东亚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协调合作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后来居上尤其是RCEP成功签署和全面实施，为中国发展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经贸关系创造了更加有利条件；四是共建“一带一路”越来越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经贸关系发展的强力牵引；五是伴随中国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必将进一步加速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经贸关系的均衡发展。
“小马拉大车”动力强劲
东盟是东亚成立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1967年）。在后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东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扮演着领导角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东亚“10+3”合作，就是由东盟发起，邀请中日韩三国参加的。此后东亚各个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也坚持“东盟主导”，参与东亚合作的国家都承认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东盟为中心建立了四对“10+1”（即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印度）和一对“10+2”（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贸关系等。但另一方面，东盟虽由10个国家组成，经济实力却都不强，从而总体实力也非常有限。2019年东盟10国在东亚“10+3”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3.3%，在RCEP的15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更只有12.5%。因此，东亚合作进程中形成的由东盟主导、以东盟为中心的格局框架，被称为“小马拉大车”。而正是这匹综合实力并不强大的“小马”，在其他东亚成员尤其是中国的全面配合下，拉着东亚这辆大车在区域合作的大道上奋力前行，直至在区域合作的三极格局中，形成后来居上，甚至逆势而上的全新局面。
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小马拉大车”的动力。首先，东亚合作素有“危机驱动”特点，疫情危机强化了东亚合作的动力，同时也强化了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加速推进东亚合作的动力。疫情期间RCEP能在东盟主导下逆势而上，就是典型例证。其次，疫情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在东亚主要经济体对外经贸布局中的地位，为其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东盟首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把对外投资进一步向东盟转移等。再次，美国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主要战略意图是遏制中国，东盟越来越成为其主要拉拢对象，战略地位进一步攀升，实际上为其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最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步伐，区域化趋向更加明显，东盟在后疫情时代的东亚区域产业链布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日本争得区域合作战略先机
近年日本领导人多次宣称，“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旗帜”，争当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推进由日本参与和主导的区域合作、抢占区域合作的战略先机，是其主要抓手。先是在2017年美国放弃在TPP中的主导权并宣布退出之后，日本乘势接过领导权，推动11国正式签署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是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另外在RCEP谈判过程中，日本作为该框架第二大经济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显然意味着，在疫情之前，日本通过在欧洲、亚太和东亚三面出击，已在区域合作的战略格局中占得先机。
疫情期间，日本又在这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首先是RCEP成功签署，使日本在区域合作战略布局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通过RCEP，使日本第一次与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以及第三大经济体韩国首次建立了自贸关系；其次是与刚刚“脱欧”的英国于2020年10月23日正式签署了日英EPA；再次是2019年10月与退出TPP的美国签署新的日美贸易协定；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执政时，美国曾是TPP的全力主导和推动者，只是由于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反对才退出的，现在民主党政府重新上台，曾是奥巴马副手的拜登重回CPTPP的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今年9月16日中国已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韩国政府也有此意。这就使得主导CPTPP的日本，俨然以一副“主人”的姿态，拥有了更大的战略主动权。
“印太战略”加深东亚“二元困境”
美国在东亚长期占据主导和掌控地位，而且是政治安全与经济贸易两大层面的全面主导和掌控。在政治安全层面，东亚到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包括美日、美韩两大军事同盟，以及不计其数的军事基地。在经济贸易层面，东亚经济高度依赖出口，而出口又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其直接表现，是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长期以来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但到后来，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东亚经济在依然高度依赖出口的同时，出口却越来越不依赖美国市场而越来越依赖中国，以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甚至是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而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重返亚太”或“印太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对东亚的政治安全控制。于是在东亚形成了“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经济贸易依赖中国”的所谓“二元困境”。
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中国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攀升，东亚对中国经贸的依赖进一步提升，新上台的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东亚的政治安全控制，其主要举措，包括积极修复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在政治安全层面积极拉拢东盟国家、加大“印太战略”实施强度等。2021年一年内举行两次美日印澳四国联盟首脑会议，即充分证明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东亚政治安全控制的决心和力度。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必然是东亚上述“二元困境”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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