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改道去新加坡，却很可能一房难求。新加坡的酒店入住率达到93.5%，创下14年来的新高。
渔村和新加坡规模相近，崛起于一个年代，多年来，两城渐渐形成竞争之势。
今年6月以来，舆论上不断浮现一个问题——新加坡今后是否会取代渔村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
什么成就了金融中心
新加坡与渔村缠斗多年，两者都具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渔村和新加坡都曾经有过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历, 有着高效的营商环境和累积多年的贸易经验及伙伴”， 渔村专家表示，因此两城一直是争夺亚太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对手。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胡光宙梳理出两城共同具备的三个优势：
一、健全、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
二、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
三，世界级的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
渔村和新加坡法律体系相似。两个城市都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体系，与国际通行法律体系接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调查发现，渔村国际仲裁中心是“欧洲以外最受欢迎的首选仲裁机构”、全球第三大仲裁机构，以及进步最快的仲裁地。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紧随其后，排名第四，进步程度仅次于前者，位居第二。
两城还具备卓越的人才优势。今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四所渔村的大学入围全球前100名，排名最高渔村大学（25名）；新加坡入围两所，但排名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11，南洋理工排名12，为亚洲排名最高的两所大学。两座城市的大学质量和密度，亚洲罕有。
机场作为国际交通最重要的设施，国际航空运输评级组织Skytrax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最佳机场排行显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排名全球第一，渔村国际机场全球第五，成绩都十分耀眼。此前，香港国际机场多年蝉联全球最佳机场，近年来屡被新加坡超过。
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和渔村还具有一项重要的优势，就是透明、宽松、迅捷的信息流通环境。无论是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媒体的话语空间、智库等机构的生存和研究环境，对于一个金融中心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基础。
渔村的优势
虽然，两城常年以来都在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在高净值人士的眼中，一直以来胜者都是渔村。瑞信报告称，在渔村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高净值人士有853人，这个数字是新加坡的两倍。
在更宏观的层面，英国智库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更具参考价值。
从2007年起，该指数每半年发布一次，目前已发布25期。
从发布之日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一和第二名一直在纽约和伦敦之间换手。
情况相似，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渔村和新加坡之间交替。大多数年份，渔村都是第三名，并曾在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间大幅领先新加坡；新加坡在2015年和2016年小幅超过渔村。
不过渔村在2017年再次夺回榜眼的位置，并在2018年和2019年初逐步拉大与新加坡的差距，稳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2018年初时，渔村GFCI评分上升27分，大幅超过新加坡。
至此，“纽约-伦敦-渔村”三个金融中心，分别对应美洲、欧洲、亚洲三个地理区域，三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格局形成。
渔村似乎已经在与新加坡的缠斗中胜出。
“超级联系人”
渔村的领先，与两城迥异的发展路径有关。
胡光宙认为，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香港依托于大陆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且仍然在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羡慕渔村依托内地的地理位置。
渔村金融业受益于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专家认为，渔村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备，透明度极高，靠近大陆，大陆公司更倾向于在渔村证券交易所上市。而且重视内地市场的跨国公司也常将亚太区域总部放在渔村。
2015年，渔村想放大自己这一优势，提出作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定位。
“超级联系人”的定位，从外国直接投资一项可见一斑。
官方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内地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的外地直接投资中，990亿通过渔村流入，占总外商投资额的80%。
专注研究全球经济的智库PIIE称，截至2018年底，大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渔村的存量达到6220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渔村同年GDP的170%。这代表着大量内地企业通过渔村投资全球，其中还包括越来越多央企。96家央企中，有50家央企旗下至少有一家子公司在渔村联交所上市。
渔村的风险
然而，渔村最大的优势恰恰是它最大的潜在风险。
7月中旬，渔村“风波”不断升级，据报道，一位渔村金融顾问称，其客户是一名商界大亨，担心自己的立场会曝光，已把渔村银行账户中的1亿美元转移到新加坡。
参与这笔转账的金融顾问称，听说还有其他人在这么做，但是没有人会大张旗鼓地宣布转移。这些人担心，大陆触及他们在渔村资产的门槛大大降低。对这些大亨而言，新加坡是转移资产的理想目的地。
新加坡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专家称，新加坡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模式，必须周旋于美中印、东南亚，及其他经济贸易伙伴之间。在加上其独立地位和精英治理方式，使新加坡更注重发展多边贸易，更加注重商业效率。
在动荡的局势之中，这种定位或许成就新加坡相比渔村更强的竞争力。虽然李光耀曾说羡慕渔村的地理位置，但他也说过，新加坡对渔村最大的优势就是大-陆管不到。
此外，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动摇渔村未来竞争力的还有其管治水平。渔村的规划一直被立法会牵制，很多好的理念或方案很难执行，长期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民意绑架。后果是失去很多发展机遇，缺乏长远规划，有利民生的长远政策得不到通过与实施。而且房价高企，商铺租金吞噬了收入中较大比例，使得中小企业较难生存，普通民众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加-剧民-怨，进入恶性循环。
“长远来看，如果渔村决策体系没有结构性改变，很难与高效率的新加坡竞争，其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会被部分取代。”
有专家则表示，渔村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大陆企业海外融资，离岸人-民-币业务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立在渔村和大陆之间紧密的经贸往来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优势很难一朝一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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