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商会’并非政府承认的商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无任何关系，政府绝不会支持任何会馆社团冒充中华总商会，影响其声誉和地位。”
在几个月前的“新加坡华源会成立18周年纪念庆典”上，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发表了上面这段讲话。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牌的。
为何总有人觊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号，还想沾沾它的光？在新加坡林林总总的商会机构中，它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为您讲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世今生。
前言
114年前，远离家乡、下南洋打拼的新加坡华商在艰苦奋斗中努力创新求变。在新社会、新契机的背景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应运而生。
一个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第二次世界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总商会在各个阶段都代表当地华商，充分发挥着影响力。
作为新加坡华商的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平台下已聚集超过160个商业团体会员和近5,000名商号会员，企业网络覆蓋超过40,000间来自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政联机构、大型金融与商业组织和中小型企业。
李光耀曾评价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的发展。到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有着怎样传奇的发展历程？在东南亚华侨历史上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01 诞生之初
1819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大举开拓东南亚，新加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其中一站。英国人在当地开设了自由港口和贸易站，其大力推行的重商政策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开展贸易。
在此过程中，大批来自东南沿海的中国劳工被招募至新加坡，从事繁重的建筑、搬运、保姆等体力活。这便是当地的第一批中国移民。这些移民每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活环境局促。他们在此谋生，心中都怀着累积财富、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心态。
随着贸易发展，新加坡开放程度逐渐扩大，一个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形在20世纪初期开始显露。当地华人的身份在这一个世纪里也发生改变。一些华人通过转口贸易、航运、种植、采矿、烟酒等行业发了家、稳定了地位，成为当时新加坡社会中的一股主导力量。
再反观中国国内。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打开国家大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先后受到压迫。尽管形势一片混乱，但也倒逼清政府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工商业开始受到重视。
1903年，清政府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时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的张弼士率考察团奉旨南下，游说海外华商成立商业联盟，“实业兴邦、利不外溢”。
1905年，张弼士在马来西亚发起成立“槟城中华商务总会”，随后抵达新加坡。
据文献记载，考察团在新加坡声势浩大，“沿街诸铺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为堵，极一时之盛也”。张弼士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召集了新加坡百余位华商，呼吁“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效力”。在倡导成立“中华商务总会”的同时，张弼士率先捐赠银两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
经过当地华商的多次会议商讨，1906年2月22日商会试办章程完成拟定，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招募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福建漳州籍华商吴寿珍，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次年，在张弼士的提请下，光绪皇帝御赐“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之关防”印章。1917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直沿用至今。
总商会成立之初，以华族内跨方言群代表机构的身份，扮演着华社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桥梁。同时，也巧妙地维护着与清政府的关系。总商会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开启了彼时新加坡政商互动的新格局。
02 领导华侨运动
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被一阵阵轰鸣声划破平静，日本轰炸机带来不计其数的炸弹，整个珍珠港陷入火海之中。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日军大举南下侵占泰国。不到半年，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尼变成了战场。
由于英国殖民政府的无能，英军宣告投降，导致新加坡当地华侨华人不得不出面，组织义勇军，为保护家园奋起抗战。这场浴血之战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却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华侨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局仍不断激化，美苏冷战爆发。在此期间，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6月发动的武装反殖斗争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促使英国殖民政府切断了新加坡华侨与国内的联系。当地华侨的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面临极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加坡华侨的心态发生转变，由先前的落叶归根逐渐转变为落地生根。深耕多年的新加坡，早已成为他们心目中安家乐业的另一个家乡。新的政治环境使华侨华人们意识到，只有取得当地的公民身份，才能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经济、财产、文化及政治权利。
而依照当地法律，华侨需按英国国籍法归化才能享有公民权利，大部分华侨却因担心放弃中国国籍数典忘祖，或不会讲英文而不能归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当地22万华侨华人的总指挥，义不容辞的担负起带领新加坡华侨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历史使命。
当时，英殖民地政府为巩固在马来半岛的统治，非常顾虑让华侨等外来移民轻易获得公民权。再加上华侨拥有中国国籍等因素，英国殖民政府拒绝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出的不归化英国籍，而是另设新加坡公民权的要求。为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曾多次向当局陈情与请愿，并动用强大的人脉关系与相关行政机构取得联系
195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英国总督提出，生于中国的华人申请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只需满足以下条件，同时要求简化归化手续：
在过去10年中居住在新加坡8年以上；
至少在5年内无意离开新加坡，因商务需要或休假而短暂离境者除外；
声明忠于新加坡；
在居住新加坡期间，不参加任何外国政党，不向外国政府作出任何承诺，不向另一国家表示效忠；
有读写华文或英文的能力。
1952年2月，英国殖民政府表示只同意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而坚持认为想要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必须先归化为英国籍。同年11月，总商会再次要求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可保留双重国籍，获得新加坡选举权，又遭英国总督拒绝。
双方的博弈一直持续了10年。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时，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避免双重国籍的协议，解除了英殖民地政府对华侨获得公民权后出现双重国籍的顾虑。这为新加坡华侨公民权的获得铺平了道路。
直到1957年10月，新加坡立法议院终于得到英国当局的同意，制定了新的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至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功为22万名华侨争取到当地的公民身份，同时也让华语成为议会应用的语言之一。
公民权运动的成功，大大加强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凝聚力。同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借此向英国殖民政府展示了其社会影响力。总商会政治话语权扩大的同时，也进一步稳固了其在新加坡华族中的领导地位。
“狮城商海”栏目将于本周四继续为您讲述
世界华商的大家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世今生，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