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成立至今，一些人总是好奇地问：“新加坡和清朝有什么关系？”，有网民认为就算清朝和新加坡扯得上关系，那也是从孙中山到新加坡策划革命，意图推翻大清皇朝那时候开始的。
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清朝和新加坡的关系更多只是移民史，是中国南来新加坡“过番客”的民间故事，在官方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
“黄埔先生”胡亚基
可是根据史料，早在1877年（光绪三年）清朝就已经在新加坡正式设立领事，由当时的广东帮领袖“黄埔先生”胡亚基担任，而这距离辛亥革命还有34年时间。
1881年，清廷直接委派了一位专业外交官左秉隆来担任领事。十年后，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也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海峡殖民地）等处。这无疑显示了新加坡在清廷眼里的重要性。
清代的华人出国
据史学家估计，1860年时，新加坡华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61%，达到50043人，华族在当时的社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1877年大清朝设立驻新加坡领事之时，英国当局亦在新加坡设置华民保卫司，专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意在与清朝领事争夺华人，时人记载：“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物，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1]
在中国明清时期，世界地理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都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因而有了“北洋”、“南洋”、“西洋”之分，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那时华侨到东南亚一带谋生被称为“下南洋”。
华工大规模出国是晚清中外交涉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多数的契约华工是被诱骗到国外的，因此对诱骗拐卖华工的不法之徒的惩治一度引人注目，成为清政府侨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法律及实践中，清朝政府对此态度及其演变，对了解清末侨务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清代的华人出国，直到1860年为止都属于非法行为，自从清朝立国开始，各种法律、法令都严禁当时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否则将之视为“天朝弃民”。
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以《明律》为范本编写了《大清律》，并将之颁布通行全国，其中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惧以通贼论处，斩。”[2]
清朝和明初的形势类似，统治者都面临着沿海大量人民逃散的局面，而清政府的情况较为严峻，他们还需要应付平定南明小朝廷与郑成功长期的抗清斗争。在双方数十年的武装对峙时期，清政府执行了严格的禁海政策，以严刑峻法阻止人民出洋，无论其出于何种原因，从事何种事业。
身着清朝官服的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左二）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皇朝开始从惨痛教训中苏醒，当政者渐渐地改变天朝大国、故步自封的世界观。此外，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从清政府手里勒索到了一系列殖民特权，使中外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由于1807至1848年，英法先后在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禁止贩运黑奴，引起劳动力一度极端缺乏，他们争相向印度和中国寻找劳动力供应。
英国人戴维逊目睹了这个时期，华人移入新加坡的情形，说每年运来的华人移民为6000至8000人，其中99%除了随身穿的衣物外，一无所有。[3]
但是，这些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的“过番客”，在原本蛮荒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后，其后的下南洋者不仅仅是去当劳工，也有不少主动去创业或淘金，当中不少成为当地的富豪，更有甚者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牛车水旧照。
今天，当你漫步于牛车水的街头，几乎可以看到当年华人下南洋时留下的奋斗足迹，在当今中国和新加坡的交往合作中，这里林立的华人商会、宗乡会馆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早期的新加坡并不像一些人认为，是一个落后及与中国没有正式往来的地方。除了外出打拼的福建、潮州、广东过番客，到访新加坡的清朝政府官员也有很多，当中更不乏威名显赫的达官贵人。
清朝官员访问新加坡
访客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应属末代皇帝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此行是因为义和团闹事，导致德国驻北京大使被杀害，所以必须到德国代表清廷向德国皇帝道歉，在赴欧途中经过新加坡。[4]
醇亲王载沣
正史中所载，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7月31日下午，时任清朝驻新总领事罗中尧、海峡殖民地副总督和本地多名华绅登船拜谒。这些登船的华绅共有大约30人，他们身穿清朝官服，见到醇亲王时都跪倒叩拜，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5]
醇亲王一行人前往同济医院参观，并受到本地先贤林文庆、宋旺相等献上颂词，他之后也到了李清渊的振裕园游览，到夜晚才回到船上，隔天清晨续程前往德国。醇亲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到访新加坡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地方，这个举动对当时的华人来说是非常特别的，虽说在他之前也有别的清廷官员来过，但醇亲王的角色更接近清政府的权力核心，这种象征让海外华人越发觉得自己的重要，也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可以激发华人的爱国之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德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已高龄七十多岁的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途中也在新加坡留下了足迹。作为朝廷重臣，李鸿章所到之处自然备受尊重，连英国方面也特别指示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抵新之时，鸣炮十九响以示尊敬。[6]
同济医院旧照
在李鸿章还未到达新加坡的前几天，本地华文报章已事先发布消息，而且领事馆也将码头的布置及相关人员安置妥当，务必让他能感觉到被尊重。
当李鸿章终于在4月7日凌晨抵达时，受到众华人的热烈欢迎，清廷驻新总领事张振勋、华民政务司、日本领事及多著名华族绅商登船谒见，随后同李鸿章等人登岸。当时码头上挤满人群，大家争睹李鸿章的风采。[7]
据《新加坡华人通史》记载，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下南洋时，不仅沿途受到海外华裔热情接待，就是当时的殖民地驻新总督也设宴接风，本地不少先贤如陈金钟、林文庆、佘连城等都是座上客。
清政府在新设立领事馆
随着清朝海外移民持续大增，在东南亚具有较大经济实力，引起了清政府重视，所以当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倡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时，朝廷并没有异议。
如本文之前说过的，于是1877年，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成立，还“兼辖海门等处交涉事务”（“海门”指是指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从此至1911年清皇朝倒台为止，一共有11名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及总领事。首位驻新专业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他之前在驻英使馆担任翻译官。
左秉隆到任后大力推广中华文化，积极办教育，掀起了兴学之风，还把自己一部分的薪水捐作奖学金鼓励莘莘学子。他先后两度受委为驻新总领事，前后在新加坡待过13年。
首位驻新专业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
不过早在清廷于新加坡正式设立领事馆之前，本地广东帮侨领胡亚基受委担任领事。胡亚基15岁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在其父创办的黄埔公司工作，人称黄埔先生，今天惹兰勿刹一带的黄浦区地名由此而来。
由此可见，清朝与新加坡的关系并非如网民所说的“始于孙中山”为筹募革命经费的时代，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在此很早之前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地著名历史学者，也是《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先生在《导论》中说：“从清廷驻新领事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本地华族社会都有深度参与”，因此新华历史脉络与清史不仅有交织，甚至还有很多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新中两国在2015年庆祝建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那年11月7日到访我国，并受到了我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与民众热情的欢迎，两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篇章。
一转眼，新中两国在今年庆祝建交30周年。
注释：
[1]（见李锺珏《新加坡风土记》）
[2]《大清律例全纂》，卷二〇
[3]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Harvard Univ.Press, p54, 1974
[4]《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第九十七页
[5]《叻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版
[6] 崔贵强，《晚清官吏访问新加坡》
[7]《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第九十六页
关于作者
沈斯涵，80后，生于新加坡，曾任新加坡新传媒中文新闻与时事组《焦点》节目编导、新加坡《联合晚报》意外组记者、电台883中文新闻主任。闲暇时陶醉在明清历史的残垣败瓦堆中，工作时与方块文字早晚作伴。2012年创立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并担任会长至今。2015年出版诗集《睹物斯人》。
其他社团职务：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新加坡五月诗社总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南洋沈氏公会青年团兼会员股主任、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受邀理事、新加坡全真教化协会执委、新加坡教育部属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属下中文读书会委员会委员、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属下刊物出版咨询团成员。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 一个以研究清朝历史为学习目的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