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就新加坡政府为何采取依情应对，而不是封城的做法，提出个人的观察与解读，重点指出新中两国面对疫情的阶段不同，并以湖北以外疫情的致死率相对低、履行国际义务等，为制定对策的重要依据。

蔡裕林：新加坡应对疫情 不能照搬中国

可是近日质疑新加坡的批评者，还是有人指责政府“草菅人命”，无端冠上“无能”、“佛系”、“不作为”等莫须有的罪名，令笔者无法苟同。但考虑到不少批评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我更多的把他们看成是，对新加坡国情与对策的了解和认知，存在落差。

要说明新加坡的政策依据，应该在对比中新两国国情、疫情与政体差异等层面加以分析，从而勾勒出政策思维的不同点。但笔者想专注从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政策思维来进一步解读。而不着重对比两者对策的优劣和各自对策的政策依据。

这次的疫情，关系到全球不同国家、社会与个人等不同层面。简言之，面对涉及全球范围的突发疫情，每个国家都必然会依据疫情的严重性、国情的差异性，还有政体功能等综合因素，根据科学理性的判断作出应对。这里就关系到国家如何治理，社会会有怎样的反应，个人又该如何应对。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武汉从12月初疫情出现，到1月23日封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疫情大面积扩散，民众与社会已陷入恐慌，这可从封城前后武汉约有5百万人“逃离”，大量疑似病患无法得到及时与应有的治疗，足以显现。

封城决定显然是为了杜绝疫情的扩散与恶化，是个不得不采取的最严厉办法。或者说，是政策选项中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试想，中国政府难道不知道，这一做法在抑制疫情扩散的同时，也必然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经济损失吗？

既然利弊如此明显，而中国政府又坚决执行，说白了，是疫情的严重性、社会与国民的反应、体制的特性等因素所使然。对这方面的更多分析留待以后再说。

反观新加坡的做法，除了我在之前文章提到的理由，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就是新加坡不仅根据疫情的发展阶段不同，更考虑到国情的差异性而选择采取不同的政策思维。

也就是说，不因为疫情恶化而全面封堵，而是相信社会与国民会基于科学理性的认知，齐心一致共同面对疫情的来袭。这样的评断，来自于新加坡政府对国情、社会与民情的信心与信任。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的判断是务实可行的。如政府依据医理和口罩短缺的事实，阐述其政策措施后，国民普遍没有戴口罩。这并非因为国民无知，恰恰相反，是国民的认知与政府的判断与期待相符才有的效果。

试想，如果是一个缺乏社会信任基础的国家，不要说政府讲了没有人听，即使是严防严控也难以让国民普遍遵守。这里既道出了国家治理维度与难度的不同，各自存在面对不同的治理效应与代价，也说明政策取舍并无绝然的对与错。

也许批评者会说，新加坡不是也出现抢购口罩和日用品的恐慌吗？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总有人会反应过度，问题只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已。

这期间我们也看到，即使政府普发口罩，也只有57%的家庭去领取。当政府2月7日把疫情的防控等级从黄色调高到橙色后，确曾引发抢购食物和日用品的浪潮，但同一时期也出现大量不认同此行为的声音，不参与抢购的也很多。2月8日李总理通过视频讲话及时提醒，抢购潮随即退去。这足以说明大多数新加坡人是理智的。

新加坡民众领口罩，秩序井然

再谈谈政府为何不立刻取消大型活动，如大伯公庙庆元宵、大宝森游行庆典、航空展等。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政策思维背后的目标是尽量保持社会正常运转，而不是单纯基于本能反应，突然采取全面封锁，类似发夹弯式的U转。政府坚守依据科学理性的思考与应对，争取以最少的代价赢得这场战争。

决策者需要做的是根据疫情的发展作调整。这样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政府在宣布调高至橙色后，只提出取消不必要的大型活动。与此同时也要求如果继续举办，必须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应该说，这既是政策思维的延续，也是政策目标的坚守。

不难看出，新加坡的依情应对，是有其科学理性的国家治理特色。当然，随着疫情的演变，新加坡的对策最终是否被证明是完善的，还是造成代价更大的失误，各方可以继续观察，留待日后做全面总结。

最后笔者想说，明白了什么是思维范式转移，才能客观理性了解新中政策思维的差异。

作者：蔡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