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狮城新加坡的诞生可谓一波三折，但是透过波谲云诡的时空迷雾，我们仍能看到一条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主线，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华人与英国人的默契合作，这个马六角海峡旁的小岛才能一跃变成世界交通枢纽之一。
1819年，踌躇滿志的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来到新加坡，他接到的命令是将马来半岛最南端的这个小岛建设起来，英国当局之所以选择38岁的莱佛士来挑大任，是因为他醉心于东方文化，早已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学习了大量知识，相信他足以应付当地的各种困难，然而，现实情况比英国殖民当局或者莱佛士本人的设想要复杂得多。
由于英国人的到来，许多人闻风而至，新加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总结一下，新加坡能够崛起的原因有三个：
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新加坡地处马六角海峡要冲，东西方贸易的船只普遍在这里停泊、补给和交易，拥有成为大港口的潜力。
第二，商业氛围浓厚。新加坡岛是没有腹地的港口，只能向海洋拓展，在进行海上贸易时具有天生优势。
第三，人力资源丰富。新加坡土着人很少，有足够空间容纳新的居民，吸引了各地的投机客、冒险家和知识分子。
然而，除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加坡也有自己的隐患，首先，海上航道的要冲，必定伴随着海盗的肆虐。其次，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来自不同国家、种群和背景的人共居一处，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交流的隔阂、文化的偏见、财富的多寡，都会成为引发社会内部矛盾的导火索。彼时的新加坡，海盗之类的外患其实并不足为虑，最严重的危机出现在内部。
早期新加坡的地图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莱佛士意识到：想要使新加坡脱离困境，必须建立新的管理规则，并且重塑新的商业秩序。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一则要借助自己从东印度公司学来的管理经验，二则要依赖在当地商业势力最强大的华人。
新的管理规则
莱佛士认为，新的管理规则，必须以可视的方式呈现，比如说建筑样式和城市空间的划分，于是，他将城市规划作为了首先实施的项目。
1819年英国人抵达之后的十年间，新加坡河两岸都已被开发，按照莱佛士的规划，右岸成为政府驻地，兴建大量公共建筑，左岸则作为功能区，建起商店和仓库，本地人称之为“货栈”（godowns）。
1822年新加坡的城市规划
19世纪初，现代政治观念还没有普及，诸如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会在殖民地出现，所以，莱佛士的管理秩序，实际上是想模仿英属印度的“金字塔”型政治体系，以英国为管理者，其他群体按照重要程度和作用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待遇，比如华人大多经商，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少华人获得了英国殖民当局的肯定和青睐，也拥有了不小的话语权。
为了强化统治结构，莱佛士不断更改城市区域的定位，频繁为不同群体分配空间，以彰显管理秩序的权威。另外，莱佛士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笔直的道路，兴建石造建筑，试图模拟英国的城市，让新加坡人从心理上适应英国的管理规则。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莱佛士实现了他的目标，新加坡确实产生了“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各个群体绝大部分各自生活，彼此相安无事，但也不怎么交流，简单说就是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虽然社会风气有一些冷漠，但不可否认，对新加坡来说，这样的社会结构各司其职，人尽其用，安全且稳定。
新加坡华人与马来人
为新加坡殖民地带来了新的管理规则后，莱佛士开始重塑当地的商业秩序，于是大量华人受到重用，莱佛士知道，新加坡不仅是英国人的成就，也是华人的成就。英国人驾着大船打通海路，提供了新加坡发达的基础，但让新加坡繁荣起来的是华人的买办、商人和掮客，因为他们熟谙亚洲的风土人情，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可以毫无障碍地与英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交流。
重塑商业秩序
莱佛士重塑新加坡商业秩序的主力是华人，这不是主观性的选择，而是充分考虑了新加坡的经济现实。
19世纪20年代，不少英国人怀着好奇心前往新加坡，他们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平行时空，在这个港口岛国，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相安无事地共处，并且心照不宣地以快节奏方式生活，即使与欧洲相比，这里的繁荣程度也毫不逊色。
早期新加坡华人
港口里停泊著当地的马来船、华人的戎克帆船、欧洲人的高桅帆船，东西方的货物在这里交换贸易，互通有无。政府官员、驻军和商业领袖毫无疑问是英国人，但是在华人、帕西人（Parsee，祆教徒）、孟加拉人、马来人、爪哇人构成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的能量无疑最大。
首先，华人在新加坡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
19世纪的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小姐（Miss Isabella Bird）曾表示：欧洲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沉闷和了无生机”，与繁华的华人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她所指的华人世界，其实就是指新加坡，这里的华人勤劳、自律，善于抓住商机，比如华人商店营业时间很长，其他人都打烊了，他们的商店晚上照常营业。
新加坡华人工匠
另外，华人经商并不“挑三拣四”，既能够撑起大型商行，也能够经营小店，他们卖水果、蔬菜、快餐，或者当街摆摊替客人剃头，另有一些人充当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可以说，华人商人充斥了新加坡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最让莱佛士不得不倚重的华人群体是买办。
其次，能量巨大的买办。
新加坡早期的华人买办，并非当代中国语境中没有道德操守的无良商人，而是处在英国殖民当局与新加坡人之间充当交流中枢的传话人。对英国人来说，华人买办以独到的方式成为东方的模范生意人，他通常非常可靠，性情温和，随时都精打细算，而且年复一年愈来愈富裕，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任何经济决策的实施，都不得不考虑华人买办的建议。
最后，华人经营银行业务。
银行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在当时的新加坡，英国商人（大部分是苏格兰人）开设了称为代理行（agency houses）的公司，用来处理贸易事宜，后来以此为基础，英商及外国银行开始在新加坡建立分行，这些老牌银行业务只针对欧洲人，为伦敦、新加坡和欧洲市场提供服务。但他们忽视了大量的本地人的需要，于是本地华人也开设银行，华人与顾客的关系很紧密，没有偏见和歧视，因此快速建立了本地化的金融业。华人银行与英国银行各司其职，前者担任本地生产者和顾客们之间的媒介，而后者则提供和伦敦及世界市场连结的机会。
东印度公司
综上所述，华人由于分布在新加坡经济的各个领域，所以莱佛士不断拔擢华人担任买办和文书员，甚至有些人成为了治安官和法官。莱佛士借着华人的势力，将部分决策权交给华人，顺利地实现了商业秩序的重建。来来去去的英国商人和官员，与华人买办合作，奠定新加坡商业文化的基础。
华人与英国人的默契合作
狮城新加坡的诞生，可以说是在英国人莱佛士的设计下，由华人群体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华人与英国人默契合作，使得英、华混居的新加坡这个小小弹丸之地，和全球串联了起来。
华人主导商业，英国人主宰政治，两者互补而不竞争。商业上的成功，使得双方持续获利，达到了双赢，二者都对现状感到满意。
新加坡的莱佛士雕像
以历史的宏观视角看，新加坡可以说十分幸运，在亚洲布局最早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没有成为这个小岛的殖民宗主，而这两个海上帝国，最终都黯然失败，反倒是“赶了晚集”的英国人攫取了新加坡的控制权，实事求是地说，英国人在殖民历史上的角色并不光彩，对于他们的批评远多于赞美，但至少在新加坡，他们将一个海岛建设成了国际港口。
当然，英国人的成就离不开华人的配合，英国人的治理经验加上华人聪慧勤劳的特质，联手把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充满商业热情的模板城市。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加坡的诞生，是华人和英国人合作的结果，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新加坡史》康斯坦丝·藤布尔
《马来西亚史》安达娅
《最新世界殖民史》大盐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