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加剧，然而情况却与两个月前截然不同：欧洲如今成为了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成为全球死亡人数最多国家，与此同时亚洲的疫情出现了缓和。
就目前公布的情况看，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3月20日24时，湖北连续三日新增确诊病例为0，两岸三地新增确诊案例也多为境外输入。
韩国的疫情也出现了好转，新增病例连续4天低于100例的情况，虽然单日确诊人数仍有出现破百（3月20日新增152例），但依旧是小幅的增长。
日本和新加坡，截至东京时间3月23日12时，在1103人的累计确诊人数“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病例仍为712例不变，死亡率仅为0.03%；新加坡3月23日累计确诊424例，其中140人已经痊愈，近日新增病例也多为境外输入。
疫情缓和：中日韩新四国各有妙招
亚洲是疫情爆发最早的地区，中国在1月份爆发疫情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在2月相继出现了疫情。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韩的疫情已经基本稳定，新加坡更是将的感染人数控制在了三位数之内，如此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为欧美等疫情严重地区参鉴的对象。
在防疫模式上，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做法，除了对感染病例实行强制隔离之外，中国政府封锁了武汉等重要疫区城市、实行企业和工厂全面停工的举措，以牺牲经济的巨大代价控制疫情的蔓延。
与中国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国内防疫的措施显得较为温和，对于境外输入管制较为严格。
以新加坡为例，自疫情爆发以来，对于国内防控，新加坡主要呼吁民众减少大于250人的聚会，加强个人卫生的宣传。此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还出面劝说民众，病毒没有想像中的严重，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多洗手最重要。
对于出入境，新加坡则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比如即将实行的任何国籍的短期访客禁止入境新加坡或在本地转机，已经实行的停止所有邮轮停靠本国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并出现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旅客，不论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须在关卡接受病毒检测，并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由于韩国疫情出现了爆发期，其在国内的防疫举措上并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韩国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封城的举措，大部分企业和工厂依旧照常务工，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停工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对民众作出承诺，会在两周之内控制疫情。
而日本情况与韩国相似，没有封城，仅出现部分地区停工停学，首相安倍晋三还出面表呼吁民众，希望出现轻微症状的患者在家进行自我隔离，不需要到医院就医。
通过对比，由于疫情的严重性，中国的防疫手法确实较日韩新而言过于强硬，而结合自己的国情之下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的手法似乎显得更为合理，在没用使用强制性封城的手法下，依旧能够控制疫情，这是兼顾了经济和抗疫的最好典范。
防疫模式：以人员流动及人口基数为主要考虑因素
这些不同并不非评判四国防疫模式优劣的标准。在防控疫情的举措上，四国根本毫无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国人口基数和国家民族性的并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他们防疫措施上的差异。
中国是人口大国，仅湖北省人口便为5,890万人，较韩国全国人口还多了六分之一。作为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疫情爆发期又正好是中国春节期间。春运客流是中国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扩散的重要途径。庞大的人员流动量决定着中国防疫压力是其他三国无法比拟的。
所以，采取封城、停工、停学是中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最有效果的措施，但这一手段却未必适用于日韩新三国。
与中国不同，日韩新三国过去数月人流量不如中国之大、牵涉面积之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以新加坡为例，在中国疫情爆发后，考虑到疫情并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内爆发，只要该国对出现较为严重疫情的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让外界的病例有大规模的输入本国的机会，并及时地在国内采取有效的医疗防护措施，这样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可能。事实上，新加坡的举措与韩国大邱市严办关口的举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而韩国和日本经济体量和人口基数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显然对两国而言是不够的。所以两国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举措，例如韩国扩大了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利用手机APP和GPS定位系统及时监控隔离信息，并封锁了部分地区关卡。
日本部分地区也需要采取停课停工的措施，以防止过多人口聚集。这样的防疫举措也确实对日韩两国起到了效果，其感染人数的减少就是最好的说明。新加坡人口基数小，且疫情并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内爆发，采用“一城模式”足以应对。
当然，除了人员流动的因素，亚洲各国国民的民族性的差异也是各国防疫模式异同的因素。
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强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让中国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较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并迅速地在各地开展的一大原因。
与中国不同，由于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日本和韩国的部分价值观与欧美国家一致，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两国既对强硬手段的有所顾虑，而他们各自的民族的特点也对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调适。
例如韩国，该国一开始也如欧美国家一般并没有非常在意，不少民众也没有听从建议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发后，韩国全国上下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团结性，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教会，都与政府比较配合，一致对抗疫情，民众也主动戴口罩，听从政府的建议和安排，整个国家的价值观达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这样的团结性为韩国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强硬手段的情况下，仅用两周的时间便控制了疫情。
至于日本，与韩国类似，日本政府在强硬措施上的限权考量较多，不过该民族一大显著的民族特点便是：自我责任感特别强。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烦到别人，要顾及他人的感受。
在他们文化逻辑，在国家遭遇麻烦之际，若自身的慌乱或者任性让国家遭遇更大的麻烦，这便是毫无责任感的表现。正是这样的民族性，安倍更愿意用呼吁的方式代替强硬政策，而事实证明，他的方式确实能够让日本人认识到疫情严重，并激发了公众对抗疫情的自我责任感，这也是影响日本政府不采取强硬防疫措施的一大要因。
回看大约一个月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还未有采取太强硬的措施。英国首相詹森在一个多星期前还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就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让大量民众受感染，从而产生免疫力，反映他们看待疫情的方式较接近流感。
然而两者之间差异很大：流行性感冒一般重症及死亡比例很低，可用这个方式去处理，但新冠肺炎的重症比例有10-20% ，死亡率有2-3%，这个能量非常大。
如果要在两、三个月时间内让60%民众受感染，绝对会让医疗系统崩溃，这种做法是以对待流感的概念来做，但对于新冠肺炎恐怕不合适。不到一周的时间，詹森政府便放弃这个群体免疫方法，呼吁民众停止外出，公共场所都纷纷关上大门，车水马龙的伦敦大都会，也进入停摆状态。
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确诊数目已达5.3万，死亡人数已逾4800，医院床位及医疗资源均严重不足，部分老年病人因而被放弃救治，以至死亡率远超其他国家。欧美医疗体系各有他们的特点，按照过去的习惯和历史上出现过的疾病，都不至于要采取这样极端的动作。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急速扩散，意大利、西班牙，乃至美国的确诊人数急升，各国各施各法，开始采取更严厉的限行、封城、锁国措施。
从结果上来看，中日韩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举防疫模式都显现出了效果，亚洲各国稳定的疫情数据就是最好的说明。而这份数据的分析背后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每一个国家在制定任何措施和计划都需要以国情为重要的基础，而在防疫工作上，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模式，只有合适自己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