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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医疗团队追溯新冠肺炎接触者仅需两小时

4月10日,距离中国2019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过去100天了。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多国蔓延,全球疫情拐点仍然未见踪影。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发布的全球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新加坡时间4月10日6时59分,全球累计死亡病例新增7,117例,增至95,455例,累计确诊病例新增85,392例,增至1,596,496例。

全球民众面对疫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即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新增32,385例,增至461,437例,死亡病例达16,478例,新增1,783例。重灾区纽约州新增10,718例确诊病例,累计增至161,779例。死亡病例增至7,067例,增加799例。纽约州的病例占全美逾三分之一。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4月9日单日新增565例,创单日新高,国内确诊病例增至5,518例。连同邮轮“钻石公主号”和乘坐包机回国的患者,确诊病例总共有6,244例。

英国:卫生部门4月9日公布,英格兰医院的死亡病例新増881例,累计增至7,978例。政府公布确诊病例累计升至65,077例。

意大利:4月9日公布新增610例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8,279例,死亡人数为全球最多。确诊病例增加4,204例,累计增至143,626例。累计有28,470人已经出院。

西班牙:根据卫生部网站数据,西班牙4月9日新增683例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5,238例,新增死亡病例数量连续两日回升后减少。确诊病例新增5,756例,累计152,446例。当地确诊数量已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第2多的国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4月9日公布,截至当地时间9日0时,韩国确诊病例新增39例,是自2月20日以来时隔49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跌破40例,累计增至10,423例。死亡病例新增4例,累计增至204例。康复并解除隔离的病例累计6,973例。

新加坡:卫生部4月9日宣布新增287例病例,再创单日最高增幅纪录,当中只有3例属境外输入,其余284例都是本土感染。累计总病例升至1,910例。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后,全球各地不同学者都在预测疫情进展,甚至利用不同技术估计未来的感染人数与死亡数字,但这些数字往往相差巨大,就算同一机构的预测,也有可能在两周内出现大变化,为何学者预测疫情的数字会这样不同?

学者预测各有不同,惹来不少人好奇,例如英国《卫报》刊出文章《新冠病毒的模型怎会这般错?》(How can coronavirus models get it so wrong?),《华尔街日报》也刊文《新冠病毒模型的艺术》,并提到好消息是很多地方的现实疫情发展都没有早期预测般严重。

图为华盛顿大学的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对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的预测(来自IHME网站截图)

华盛顿大学的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IHME),近日预测美国在未来4个月可能会有超过8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总体数字与两周前的预测相若,但若论对个别州的预测则大不同,例如对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死亡人数预测大减8成、对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预测数字却是增加逾倍等。其实,科学家的预测变化大,可能是因为:

1:初期数据资讯少基于大量假设: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面对新的事物、数据资讯少,故此科学家往往要用旧的数据模型去预测,当中会出现大量假设条件,例如IHME所使用的模型,初期是使用中国疫情的数据,但之后会发现其他地方的情况与中国不尽相同。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使用的数据模型也有类似情况,该模型是基于13年前时机构预测一场大流感的代码,并假设这次新冠肺炎所造成对ICU病房的需求与该场流感一样,结果现实也是相差甚大,造成估算上的偏差。

《卫报》便指出,分析都是要依赖数据,故此预测那些疫情已过高峰的地方(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结果,会比预测疫情未到高峰的英国来得可靠。

2:另一预测不准的原因,也在于疫情期间能够影响未来走势的因素多,科学家难以一一计算。

例如IHME使用的“默里模型”(Murray Model),3月底估算时考虑的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但并不包括可能影响疫情的许多其他因素,譬如人口密度、公共运输工具的使用程度、慢性肺病患病率等。

科学家也深明个中局限,故此预测结果往往有一个不小的估计范围,例如IHME预测英国4月17日最多人染疫死亡,但预测数字范围是由800人至8000人,当中也反映学者对数字的不确定。

《华尔街日报》便指出,病毒数据模型是对未来疫情的一个指示,但不是完美,对于政府决策而言,预测结果是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一种工具,但不会是神谕。

流行病传播时,随着时间变化,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流行病学家从上世纪前期就已参考过往经验,提出各种数学模型来描述。

以SARS疫情为例,2003年就有至少十篇的统计模型被提出来,以流行病学早期最经典的易感-感染-恢复模型(SIR)为例,首先可想像,在一个空间里有两种人:

一种是健康的人(用A表示),另一种是不幸被感染的人(用B表示);A和B在这个空间中会随机乱走,因此有一定概率会彼此相碰。当A碰A或B碰B时,并不会有反应,但是当A碰到B的时候,则被感染的B有一定概率会将健康的A也变成B(将病原传给A)。

把上述的情况用一条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式来代表:

A(一位健康者)+B(一位被感染者)2B(两位被感染者)

此反应速率会跟空间中健康者A和被感染者B的数量分别呈正相关,因此当一群A里面忽然有了B,随着时间演进,整个群体会逐渐都变成B。而B的数量增加最快的时候,并不是最刚开始出现B时,而是A和B数量差不多的时候(因为两者相碰的频率最高)。

因此,起初B人数不多时,人数增加得并不快,而当跨过最高峰后因为可被感染的人变少了,B所增加的速率也就会接着降低。

理论上,在不考虑健康者A自然死亡的情况下,A+B的数量会等于区域内的总人口数。但若在疫情发生后进行隔离防疫,相当于限制B可以触及A的机会和范围,因此A+B的总数量会随着防疫的落实而大幅减少,形成一个初始的边界条件,并决定最后的总感染人数。

在此极为简化的模型中,每日新增的被感染者写成数学式就是:

每日新增的被感染者数 = “当日患者数”x “当日健康者数” x 常数

用这样的式子就可以计算,随着疫情演进在不同时间点被感染者的增加速率。在此情景下,如何最快追踪到感染者并妥善对人群进行有效隔离最为关键!

新加坡——两小时。新加坡医疗队只有这点时间,去找到患者如何感染冠状病毒的最初细节,以及可能感染了哪些人。他们出国过吗?他们和这个城市国家发现的五个传染集群中的一个有联系吗?他们在街上对人咳嗽了吗?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有谁,他们的酒友和教友呢?

在西方国家与野火般蔓延的冠状病毒作斗争之际,新加坡迅速采取行动追踪和检测疑似病例的策略,为控制疫情提供了一种模式,即便这不能完全消灭传染。

通过详细的侦测工作,政府接触追踪者查到了一群热情的歌手,他们放声高唱,排出飞沫,将病毒传播给家人,然后又传播到一座体育馆和一座教堂——这两处形成了新加坡病例最集中的地方。

如果只是在病毒后面追,就会永远落后于趋势。——新加坡卫生部传染病司司长

早期干预是关键。艰苦的追踪、强制隔离和小心翼翼的社交距离保持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由一个愿意迅速行动并保持透明的领导层协调进行。

在新加坡,患者生活、工作和娱乐的详细信息会很快在网上公布,让其他人可以保护自己。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会被进行隔离,以限制传播。政府本周进一步加强了边境防御,抵御新一轮输入性感染。

新加坡富裕而有序,多年来一直在建设其公共卫生系统,其中包括指定的流行病诊所,官方信息会敦促公众在流感季节洗手或打喷嚏时用纸巾。《传染病法》赋予城邦政府更多的权限,可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隐私问题。

截图自YouTube

今年年初,当有关神秘的呼吸道病毒的传闻开始在中国传播时,新加坡迅速采取了行动。从1月底开始,该国是第一批禁止所有大陆游客入境的国家之一。机场对所有入境人员使用热扫描仪测量体温。

拥有570万人口的新加坡迅速发展了每天对2000多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能力。在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华盛顿州,公共实验室计划每天处理400个样本。

在新加坡,检测是免费的,所有本国人的医疗也是免费的。新加坡有140个接触追踪者,负责列出所有病人的病例史,警察和安全部门也做些跑腿工作。经过数周的调查,以及启用一种可以检测出康复者的新抗体测试,卫生官员成功地将两个拥有33人的教会团体同一场春节晚宴联系起来,两个团体都有人参加那次晚宴。在两个教会之间传播这种疾病的人始终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症状。

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会被实施强制隔离,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染。近5000人被隔离。逃避隔离命令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新加坡所有的肺炎病人均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重症患者也是如此。在机场、政府诊所以及通过对接触的追踪均发现了阳性病例,其中大部分是追踪找到的。